美南北战争时期将这个配发给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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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牺牲品和最大的输家。沃勒斯坦说，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全世界可分为核心区、半边缘地区和边缘地区，边缘地区无偿地被剥夺，以服务于核心区。按照这个理论，近代中国自然是边缘地区，是向核心区也就是西方无偿地提供市场和原料的地区。
具体而言，外来因素是指在中国尚不知地球是方的还是圆的情况下，便糊里糊涂地被拖进了第一次真正的全球化进程之中。对东方未知世界的好奇，以及对东方财富的贪欲，无数西方探险者来到东方。开始最成功的当然是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后来有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等。起初，他们用香料和白银换取中国的商品，中国的丝绸和瓷器是他们感兴趣的大宗商品，后来则是茶叶。同他们对中国商品的旺盛需求相比，中国人对他们的进口商品除钟表、呢绒等少数的几种外，其他几乎没有兴趣。这种状况直到鸦片战争后的一段时间仍未改变。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人只对他们的一样东西感兴趣，这就是白银，只有白银能够在中国市场上畅通无阻。据此，有学者估计从明末到19世纪上半期，世界白银产量的1/3流入了中国，导致欧洲许多地方出现银荒。与此同时，精明的欧洲商人发现中国人对鸦片的兴趣越来越大，在很多地方鸦片甚至相当于硬通货，这令他们欣喜若狂。于是，世界历史上著名的三角贸易出现了：欧洲的商品出口到印度等国，然后在印度购 买鸦片;把印度鸦片卖给中国，然后再从中国购买丝绸、瓷器和茶叶等，运往欧洲。后来走私和进口到中国的鸦片数量剧增，传统商品已经远远不能抵付鸦片款，只能支付白银，于是中国白银开始大量倒流。很显然，贸易的组织者和受益者是欧洲人，受毒害的是中国人，所以马克思称之为邪恶的三角贸易。也就是说，在世界经济发展的链条中，中国是被剥夺的外围地区，她还被强行拖进了近代化的旅途之中，只是因为她太衰弱了，列车刚启动她就被无情地被抛弃了，而且被后面开过来的列车碾碎，惨不忍睹。
外因容易看得清楚，在利益的驱动下，欧洲人大量向中国走私和出口鸦片，导致鸦片数量大增，价格下降，吸食人数迅速攀升，但从根本上分析，这一切是由于中国人的内在需求引起的。需求旺盛，供应极其便利，价格越来越低，遂又引起更大的需求，这样便形成了恶性循环。鸦片自17世纪中叶传入中国后，吸食人数呈几何速度增长。到19世纪后期，按照比较保守的估计，大约有400万以上的中国人吸食(有人估计超过1000万人)。说到这里，我们不禁发问，为什么此时的中国人那么迷恋鸦片?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笔者在这里仅提出一些简单的想法，供大家讨论。首先，18世纪以后，中国人口增加迅猛，生存压力加大，加之经常战乱，人们的安全感下降，避世厌世的情绪增加，于是很多人采取消极的态度对待，吸食鸦片就是其中的一种主要方式。其次，政府的无能和无为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到19世纪，清王朝表面上仍是一个“无所不有”的强大帝国，但实际的统治能力已经十分衰弱。就拿清朝军队来说，别说大规模作战，就连一些小小的走私船队都对付不了。那时中国还没有海军，不知海军为何物，因为中国人对海洋以及海洋以外的地方毫无兴趣。清朝军队的装备仍以冷兵器为主，更无近代化的战术和战略观念。可以想象，这样的军队怎能与后来入侵中国的装备先进、训练有素的英国海军相对抗。也就是说，清朝政府虽然从主观愿望上想阻断鸦片的来源，但客观上却没有这样的能力。再次，中国是一个世俗化的国家，人们的行为主要靠自我、家庭(家族)的约束，但这种约束是道德上的。在清代，很多人认为吸食鸦片只是一种纯粹的个人行为，它是否有违道德常引起人们的争论。因而这种约束是相当松懈的。
林则徐的禁烟，无疑是顺应民意、大快人心的爱国主义的行动。但是，与林的禁烟行动相比，另外一批官僚的主意简直蠢不可及，他们竟主张“中国人的鸦片战”，即中国人以自己种植和生产鸦片来对抗外国的鸦片，可连他们自己也未想到的是，此举不仅没有禁绝国外的鸦片，而且导致了鸦片的进一步泛滥：从沿海到内地，从内地到边境;从城市到农村，从衙门到皇宫，几至形成全民皆吸的盛大场面。鸦片的广泛种植增加了政府的税收，并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鸦片的进口，然而此举带来了更为严重的恶果，一方面鸦片种到哪里，新的瘾君子就扩展到哪里，因为鸦片种植者往往就顺理成章地成为鸦片吸食者;另一方面，本来就非常宝贵的耕地种上罂粟后，导致粮食供应更加紧张，再加上灾荒与社会混乱，人们生活于绝望和痛苦之中。清政府也是陷入了怪圈：禁种吧，不仅税收减少，而且会鼓励进口和走私;不禁烟吧，禁烟法令肯定只能流于表面和形式。最后，政府只能采取明禁暗放的政策，任凭鸦片泛滥。国民党执政时期，这种情况没有改变。日军侵华期间，日本侵略者继续鼓励中国人种植和吸食鸦片，他们想从灵魂深处彻底解除中国人的武装。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痛下决心，采用一切强制手段消除鸦片隐患，到1960年，几乎所有的中国大陆吸毒者都成功戒掉了毒瘾，鸦片这个魔鬼终于结束了它在中国历史上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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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牺牲品和最大的输家。沃勒斯坦说，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全世界可分为核心区、半边缘地区和边缘地区，边缘地区无偿地被剥夺，以服务于核心区。按照这个理论，近代中国自然是边缘地区，是向核心区也就是西方无偿地提供市场和原料的地区。
具体而言，外来因素是指在中国尚不知地球是方的还是圆的情况下，便糊里糊涂地被拖进了第一次真正的全球化进程之中。对东方未知世界的好奇，以及对东方财富的贪欲，无数西方探险者来到东方。开始最成功的当然是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后来有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等。起初，他们用香料和白银换取中国的商品，中国的丝绸和瓷器是他们感兴趣的大宗商品，后来则是茶叶。同他们对中国商品的旺盛需求相比，中国人对他们的进口商品除钟表、呢绒等少数的几种外，其他几乎没有兴趣。这种状况直到鸦片战争后的一段时间仍未改变。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人只对他们的一样东西感兴趣，这就是白银，只有白银能够在中国市场上畅通无阻。据此，有学者估计从明末到19世纪上半期，世界白银产量的1/3流入了中国，导致欧洲许多地方出现银荒。与此同时，精明的欧洲商人发现中国人对鸦片的兴趣越来越大，在很多地方鸦片甚至相当于硬通货，这令他们欣喜若狂。于是，世界历史上著名的三角贸易出现了：欧洲的商品出口到印度等国，然后在印度购 买鸦片;把印度鸦片卖给中国，然后再从中国购买丝绸、瓷器和茶叶等，运往欧洲。后来走私和进口到中国的鸦片数量剧增，传统商品已经远远不能抵付鸦片款，只能支付白银，于是中国白银开始大量倒流。很显然，贸易的组织者和受益者是欧洲人，受毒害的是中国人，所以马克思称之为邪恶的三角贸易。也就是说，在世界经济发展的链条中，中国是被剥夺的外围地区，她还被强行拖进了近代化的旅途之中，只是因为她太衰弱了，列车刚启动她就被无情地被抛弃了，而且被后面开过来的列车碾碎，惨不忍睹。
外因容易看得清楚，在利益的驱动下，欧洲人大量向中国走私和出口鸦片，导致鸦片数量大增，价格下降，吸食人数迅速攀升，但从根本上分析，这一切是由于中国人的内在需求引起的。需求旺盛，供应极其便利，价格越来越低，遂又引起更大的需求，这样便形成了恶性循环。鸦片自17世纪中叶传入中国后，吸食人数呈几何速度增长。到19世纪后期，按照比较保守的估计，大约有400万以上的中国人吸食(有人估计超过1000万人)。说到这里，我们不禁发问，为什么此时的中国人那么迷恋鸦片?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笔者在这里仅提出一些简单的想法，供大家讨论。首先，18世纪以后，中国人口增加迅猛，生存压力加大，加之经常战乱，人们的安全感下降，避世厌世的情绪增加，于是很多人采取消极的态度对待，吸食鸦片就是其中的一种主要方式。其次，政府的无能和无为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到19世纪，清王朝表面上仍是一个“无所不有”的强大帝国，但实际的统治能力已经十分衰弱。就拿清朝军队来说，别说大规模作战，就连一些小小的走私船队都对付不了。那时中国还没有海军，不知海军为何物，因为中国人对海洋以及海洋以外的地方毫无兴趣。清朝军队的装备仍以冷兵器为主，更无近代化的战术和战略观念。可以想象，这样的军队怎能与后来入侵中国的装备先进、训练有素的英国海军相对抗。也就是说，清朝政府虽然从主观愿望上想阻断鸦片的来源，但客观上却没有这样的能力。再次，中国是一个世俗化的国家，人们的行为主要靠自我、家庭(家族)的约束，但这种约束是道德上的。在清代，很多人认为吸食鸦片只是一种纯粹的个人行为，它是否有违道德常引起人们的争论。因而这种约束是相当松懈的。
林则徐的禁烟，无疑是顺应民意、大快人心的爱国主义的行动。但是，与林的禁烟行动相比，另外一批官僚的主意简直蠢不可及，他们竟主张“中国人的鸦片战”，即中国人以自己种植和生产鸦片来对抗外国的鸦片，可连他们自己也未想到的是，此举不仅没有禁绝国外的鸦片，而且导致了鸦片的进一步泛滥：从沿海到内地，从内地到边境;从城市到农村，从衙门到皇宫，几至形成全民皆吸的盛大场面。鸦片的广泛种植增加了政府的税收，并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鸦片的进口，然而此举带来了更为严重的恶果，一方面鸦片种到哪里，新的瘾君子就扩展到哪里，因为鸦片种植者往往就顺理成章地成为鸦片吸食者;另一方面，本来就非常宝贵的耕地种上罂粟后，导致粮食供应更加紧张，再加上灾荒与社会混乱，人们生活于绝望和痛苦之中。清政府也是陷入了怪圈：禁种吧，不仅税收减少，而且会鼓励进口和走私;不禁烟吧，禁烟法令肯定只能流于表面和形式。最后，政府只能采取明禁暗放的政策，任凭鸦片泛滥。国民党执政时期，这种情况没有改变。日军侵华期间，日本侵略者继续鼓励中国人种植和吸食鸦片，他们想从灵魂深处彻底解除中国人的武装。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痛下决心，采用一切强制手段消除鸦片隐患，到1960年，几乎所有的中国大陆吸毒者都成功戒掉了毒瘾，鸦片这个魔鬼终于结束了它在中国历史上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