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纳粹德国新娘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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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这时的“新娘学校”已不再只接纳党卫军成员的女友或未婚妻，只要是符合“种族优越论”的德国女性，均可报名参加培训。
加拿大圣托马斯大学的历史系主任茱莉亚·托瑞，对纳粹统治时期德国女性的地位有深入研究。她认为，“完美新娘”并非纳粹首创，“他们只是把1917年产生于斯图加特的一个概念拿过来”。彼时，一战已近尾声，德国百姓苦不堪言，儿童营养不良，婴儿死亡率飙升，女人们却不得不整日在工厂里劳作，挣取微薄的薪水养家糊口。为了改善局面，旨在培训女性更高效地打理家务的“母亲学校”在德国应运而生。到了二战前夜，纳粹党将这个创意重新包装，欲通过它控制女性的思想，使其更好地为自身的野心服务。
是牺牲品，也是加害者
1941年苏德战争打响后，越来越多的德国男性走上战场，劳动力紧缺问题随之凸显。主张“女性的基本功能是为帝国养育后代”的希特勒只得向现实低头，允许更多女性走进工厂。即便如此，“新娘学校”也没有立即被一刀切地关闭，虽然规模有所缩水，史学家搜集到的资料显示，学校对教学内容进行了调整，诸如操纵机床和炼钢炉的课程被补充进来。最后一所“新娘学校”直到1944年5月才关闭。此时，距纳粹政权垮台仅一年时间。
对于发起者之一希姆莱而言，“新娘学校”的偃旗息鼓，也让他少了一项消遣——不时有人看到，此君鬼鬼祟祟地站在天鹅岛上的灌木丛间，窥伺“新娘学校”的学员跳舞。
至于肖尔茨-克林克，她在战后用化名东躲西藏，最终被揪了出来，过了几年牢狱生活，于1953年获释并移居德国西部的一个村庄。这个女人至死都没有与纳粹主义“切割”，1978年，她还出版了一本《第三帝国的女人》，对法西斯的意识形态及女性在纳粹政权中扮演的角色涂脂抹粉。直到1999年3月，肖尔茨-克林克才以97岁高龄去世。
人们常说，战争是野心家的棋局。被希特勒绑上战争机器的德国民众，尤其是柔弱的女性，由此被认为是单纯的受害者。但仔细审视历史资料，便会发现这种认识并不严谨。
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有位名叫温迪·洛尔的历史学教授，专门研究纳粹种族灭绝史。在前年夏天刚上市的新书《希特勒的复仇女神》中，他记录了这样一件事：二战期间，23岁党卫军士兵之妻厄娜·佩特里，外出购物时发现了6个近乎赤身裸体的犹太儿童，倒在路边奄奄一息。厄娜很清楚，这6个小家伙是从开往死亡集中营的列车上逃出来的。于是，她“心平气和”地将这些孩子带回家，给他们吃了顿饭，然后带到树林里，逐一开枪射杀。
如此残忍的行径并非孤例。《希特勒的复仇女神》披露，二战期间，至少数千名德国女性直接卷入了种族灭绝，绰号“美丽野兽”的伊尔玛·格蕾斯最为臭名昭著。据很多集中营幸存者描述，她在担任奥斯维辛及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看守时，“参与了任何一件让人震惊的罪行”。由于罪大恶极，纳粹政权灭亡当年，格蕾斯便被送上了绞刑架。
这才是历史的真面目。正如美国《纽约时报》在报道中指出，纳粹的杀人机器无疑是由男性占支配地位的。但谁也无法否认，被灌输了狂热的意识形态后，德国女性不再如人们通常思维中那样善良仁慈，她们在这场集体犯罪中表现出的积极性，远比此前想象得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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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这时的“新娘学校”已不再只接纳党卫军成员的女友或未婚妻，只要是符合“种族优越论”的德国女性，均可报名参加培训。
加拿大圣托马斯大学的历史系主任茱莉亚·托瑞，对纳粹统治时期德国女性的地位有深入研究。她认为，“完美新娘”并非纳粹首创，“他们只是把1917年产生于斯图加特的一个概念拿过来”。彼时，一战已近尾声，德国百姓苦不堪言，儿童营养不良，婴儿死亡率飙升，女人们却不得不整日在工厂里劳作，挣取微薄的薪水养家糊口。为了改善局面，旨在培训女性更高效地打理家务的“母亲学校”在德国应运而生。到了二战前夜，纳粹党将这个创意重新包装，欲通过它控制女性的思想，使其更好地为自身的野心服务。
是牺牲品，也是加害者
1941年苏德战争打响后，越来越多的德国男性走上战场，劳动力紧缺问题随之凸显。主张“女性的基本功能是为帝国养育后代”的希特勒只得向现实低头，允许更多女性走进工厂。即便如此，“新娘学校”也没有立即被一刀切地关闭，虽然规模有所缩水，史学家搜集到的资料显示，学校对教学内容进行了调整，诸如操纵机床和炼钢炉的课程被补充进来。最后一所“新娘学校”直到1944年5月才关闭。此时，距纳粹政权垮台仅一年时间。
对于发起者之一希姆莱而言，“新娘学校”的偃旗息鼓，也让他少了一项消遣——不时有人看到，此君鬼鬼祟祟地站在天鹅岛上的灌木丛间，窥伺“新娘学校”的学员跳舞。
至于肖尔茨-克林克，她在战后用化名东躲西藏，最终被揪了出来，过了几年牢狱生活，于1953年获释并移居德国西部的一个村庄。这个女人至死都没有与纳粹主义“切割”，1978年，她还出版了一本《第三帝国的女人》，对法西斯的意识形态及女性在纳粹政权中扮演的角色涂脂抹粉。直到1999年3月，肖尔茨-克林克才以97岁高龄去世。
人们常说，战争是野心家的棋局。被希特勒绑上战争机器的德国民众，尤其是柔弱的女性，由此被认为是单纯的受害者。但仔细审视历史资料，便会发现这种认识并不严谨。
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有位名叫温迪·洛尔的历史学教授，专门研究纳粹种族灭绝史。在前年夏天刚上市的新书《希特勒的复仇女神》中，他记录了这样一件事：二战期间，23岁党卫军士兵之妻厄娜·佩特里，外出购物时发现了6个近乎赤身裸体的犹太儿童，倒在路边奄奄一息。厄娜很清楚，这6个小家伙是从开往死亡集中营的列车上逃出来的。于是，她“心平气和”地将这些孩子带回家，给他们吃了顿饭，然后带到树林里，逐一开枪射杀。
如此残忍的行径并非孤例。《希特勒的复仇女神》披露，二战期间，至少数千名德国女性直接卷入了种族灭绝，绰号“美丽野兽”的伊尔玛·格蕾斯最为臭名昭著。据很多集中营幸存者描述，她在担任奥斯维辛及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看守时，“参与了任何一件让人震惊的罪行”。由于罪大恶极，纳粹政权灭亡当年，格蕾斯便被送上了绞刑架。
这才是历史的真面目。正如美国《纽约时报》在报道中指出，纳粹的杀人机器无疑是由男性占支配地位的。但谁也无法否认，被灌输了狂热的意识形态后，德国女性不再如人们通常思维中那样善良仁慈，她们在这场集体犯罪中表现出的积极性，远比此前想象得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