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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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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七四章 制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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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国家就更强大。而后一种趋势就明显差得多,因为君主的权力要加强,势必要削弱大臣的权力,但能力再强的君主,也不可能面面俱到的管好一个国家,他必须要依靠大臣的力量,也就必须要给予大臣必要的权力,在某些特殊的时候,还要给予大臣极大的权力。这就成了一个自相为难的矛盾。

  这种矛盾又集中体现在国君和国相的矛盾上,因为在这个时代,国相的权力极大,不仅可以统领百官,而且拥有可以开府治事的权力,也就是国相可以自行组建一个行政班孑,任命府官,协助国相处理国务,相府可不仅仅是国相的住所,同时也是国相的处理公务所在,而由于所有的国家事务都甴国相处理,因此相府的权力极大,等于是一个小朝廷。也就极容易将国君架空,实控国家大权。

  在春秋时代的早期,国相并不是一个常设的官职,就是因为国相的权力太大,一般的国君不敢轻设相位。而且在春秋早期,天下一共有三四百个国家,大国只有百里、中国七十里、小国五十里,就不用国相,也管得过来。但在春秋后期,经过一系列兼并,只剩下数十个国家,而到了战国之初,仅仅只剩下二十余个国家,而大国的疆域都超过了千里,甚至数千里,如果不设国相,仅靠国君根本就管不过来。

  但设立了国相之后,国君又不放心,对国相多加牵制、防范,有的国君频繁的更替国相,不让国相有成势的机会;还有国君则干脆任用材智平庸的人担任国相,而放弃了真正有材能之士;而国相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在上任之后往往也会借手里的权力,扶植亲信,安查党羽,架空国君,扩大自已的权势。

  因此君相之争,也是各国的常态,如果遇到有所做为,而又胸襟开阔之君,或是有材能又有品行的国相,君相的关系还能够处理得好一点,如果是心胸狭窄的国君,或是贪恋权势的国相,就会造成內耗不断,而在这个群雄纷争的时代,这种內耗几乎会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相对来说,秦国在各国当中,君相关系处理的要稍好一些,这一方面是因为秦国经过商鞅变法之后,中央集权的变革中处理得最好,国君的权力相对较大;另一方面秦国任命的国相几乎全是外人,并且本国世族,这些外人在秦国的根基不深,又有秦国的世族牵制,对国君造不成太大的危胁,相反只能依附国君,才能更好的行使自己的权力;而国君又利用外人为国相,限制本国的世族,双方互相抵消,使国君在大多数时候都能够掌握着主要的权力。

  而还有一个原因,是秦国的运气也不错,自从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几乎没有出过昏庸无能的国君,由其是两位在位最长的国君,惠文王、昭襄王都有雄材大略,因此君相之争总体来说,还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不过其他国家就没秦国这么好的运气,而中央集权的变革得又并不彻底,也不能完全信外人,因此不少国力就在君相的內斗中这样消耗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