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旗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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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一幅大一点的，并做一面大旗明天下午交给我。”当晚，彭光涵即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操办起来。
9月25日晚8时，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关于国旗、国歌的座谈会。在毛泽东主持这次座谈会之前，张治中来到毛泽东的住处。交谈中，张治中问毛泽东：“现在大家都在议论国旗图案，你的意见呢？”
毛泽东表示：“我同意一颗大五角星加一条黄河的那种，你觉得怎样？”张治中明确回答说：“我反对用这种国旗图案，中间加一条横杠，把红旗劈为两半，不成了分裂国家了吗？而且杠子不能代表河流，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中，杠子是‘金箍棒’，国旗中间摆上一根‘金箍棒’干吗？”毛泽东听了之后，感到有点震惊，也觉得有道理。便说：“这是一个严重问题。不过，有不少人主张用这幅，也有其理由。这样吧，我再找几个人座谈一下。”
于是，9月25日晚，在座谈会上，待一些代表发完言后，毛泽东说：“过去，我们脑子里老是想要在国旗上标出中国的特征，因此画一条横杠代表黄河。其实，不少国家的国旗也没有带着本国的特征，苏联的斧头镰刀，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哪一国都可以有同样的斧头镰刀。英、美等国的国旗也没有什么该国的特征。代表国家特征的东西可以在国徽上表现出来。”
毛泽东拿起一张放大了的五星红旗图案，说：“大家都说这个图案好，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斗争取得的，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今后还要共同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我看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了我国革命人民大团结。不但现在要团结，将来也要团结，我看这个图案是较好的图案。”
毛泽东话音刚落，丰泽园里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参加座谈会的代表一致表示赞同。
陈嘉庚站起来发言，谈自己的看法，说：“我从东北回来，我很关心国旗问题，我完全赞同毛主席讲的‘复字三十二号’国旗图案。”
梁思成也站起来发言说：“我觉得‘复字三十二号’图案很好，多星代表人民大团结，红色代表革命，表示革命人民大团结。”
其他人也纷纷发言赞成“复字三十二号”图案，并热烈鼓掌通过。
曾联松设计的国旗图案，终于以其构思和特色获得大家的认可和推崇。
9月26日下午3时，国旗、国徽、国歌、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在北京饭店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经过大家讨论，一致通过用“复字三十二号”图案作国旗，并提交大会主席团审核，再提交大会讨论。
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进行表决。表决前，由沈雁冰报告了筹备会第六小组讨论国旗的情况，并将制作的五星红旗样品展挂在主席台中间。
看到这面如同红霞、熠熠生辉的五星红旗，代表们心里充满着兴奋和激动之情。
会议进行的第四项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红地五星旗，象征中国人民大团结。
“复字三十二号”国旗图案，终于迎来了这激动人心的时刻！
此时此刻，在上海的曾联松，如同众多的应征者一样，还在怀着期望的心情等待着消息。如果他能作为代表出席政协大会，一定会高兴得流下热泪的。
曾联松设计的国旗图案原稿，后来存放在政协档案室里。
“复字三十二号”图案真正用于国旗制作时，也作了一点修改。原设计图中，大五星中有镰刀斧头，经筹备会第六小组讨论删去。秘书彭光涵在原稿上写有“去镰刀斧头”五个字。图案其他部分未作修改。
关于国旗象征的说明，根据毛泽东的讲话记录进行了改写。至于国旗制法的说明，原稿说这个星对那个星，显得很复杂，难以弄清。周恩来便指示胡乔木、梁思成和彭光涵三人重新写一个制法说明，做到使人一看制法图说明就能制作标准国旗。三人讨论之后，即由梁思成改写，胡乔木修改定稿。经审查通过后，即向全国发出。
在筹备会第六小组成员和专家们中，徐悲鸿、梁思成、翦伯赞、陈嘉庚、张奚若等都建议：在国旗制定之后，全国的国旗制作要严肃认真，要规定哪一号颜色，将来由国家指定专门工厂统一生产国旗用的红布，就叫“国旗红”。陈嘉庚还提议：“应该由国家指定某些工厂专门生产统一规格的国旗。因为手工制作不合标准，又困难，并且比工厂印制的价格要贵。现在虽然不能立即办到，希望将来即可办到。”
国旗图案通过后，周恩来专门有个讲话说，关于评选国旗图案，实行公开广泛征集的做法好，所选的国旗方案艺术性比较好，大家也很满意。虽然在讨论中有些争论，但最后大家意见统一了。
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闭幕后不久，曾联松收到了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的来信：
曾联松先生：
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业已采用，兹赠送人民政府纪念刊一册，人民币五百万元（旧币，相当于现在500元——作者注），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
国旗就这样诞生了。
第一面国旗是一位名叫赵文瑞女工亲手缝制的。
当时就职于北平美术供应社的赵文瑞曾被第一届政协会议会务组请去参加怀仁堂的布置工作。她分工负责制作窗帘和台布。那些天，她吃住在缝纫机房，没日没夜地踩机器。
政协会议开幕后的第七天，会务组的一位同志把一份五星红旗图案和制作要求交给赵文瑞，并对她说：“这是刚刚确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式样，制作第一面五星红旗的任务就交给你吧。”赵文瑞双手捧过新的国旗图案，欣喜的热泪禁不住涌出了眼眶。
做旗面用的红绸缎和做五星用的黄绸缎，是北京著名“八大祥”之首瑞蚨祥绸缎庄的最好料子，赵文瑞按照尺寸认真剪裁，细密缝合。由于当时还没有先进的印染技术，而旗的两面都要有五角星，她先用黄缎子剪上两颗大五星，八颗小五星，然后精确地贴在红绸旗面的正反两面，一针一线地缝制起来。经过一天一夜的缝制，五星红旗制作出来了，赵文瑞高兴地拉着在场的人们扭起了秧歌。
而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开国大典升起的时候，曾有一段趣闻。
“请毛主席升旗”，至今仍然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的钢丝录音带上，永远地留下林伯渠主持大会的声音。保存了60年的现场录音，依旧清晰如昨。最珍贵的是这盘带子没有经过技术处理，听起来如身临其境。
大会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升旗的这句话有个遗漏，站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显然意识到了。于是，小声提醒他：“请毛主席升国旗。”因此，林伯渠又大声宣布了一遍，其中增补了一个“国”字。别小看这个“国”字，旗比国旗的外延可以宽泛很多，我们的国旗仅指这一面五星红旗。
紧接着，话筒里又传出焦急的问话：“升旗的机关（按钮）在哪里？在哪里？你说呢？”
其实，电动升旗装置很明显，电钮开关上还分别注明了“升”和“降”二字。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人们不知道他们的自言自语会通过转播台扩散到空中，然后从全中国每一台打开的收音机里传出来。
在那一个庄严的时刻，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乐队奏起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庄严地转动了升旗的电钮，五星红旗在军乐声中沿着旗杆冉冉上升。乐队以每分钟108拍的速度奏着《义勇军进行曲》。三奏《义勇军进行曲》完毕，国旗也恰好升到旗杆的顶端。
在天安门前面东侧临时搭起的木板小屋里，大会指挥部办公室的几名工作人员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在国旗向上升的两分钟里，工作人员们的心一直是悬着的。电动升旗在中国是第一次，如果发生意外，那可就不是一般的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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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一幅大一点的，并做一面大旗明天下午交给我。”当晚，彭光涵即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操办起来。
9月25日晚8时，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关于国旗、国歌的座谈会。在毛泽东主持这次座谈会之前，张治中来到毛泽东的住处。交谈中，张治中问毛泽东：“现在大家都在议论国旗图案，你的意见呢？”
毛泽东表示：“我同意一颗大五角星加一条黄河的那种，你觉得怎样？”张治中明确回答说：“我反对用这种国旗图案，中间加一条横杠，把红旗劈为两半，不成了分裂国家了吗？而且杠子不能代表河流，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中，杠子是‘金箍棒’，国旗中间摆上一根‘金箍棒’干吗？”毛泽东听了之后，感到有点震惊，也觉得有道理。便说：“这是一个严重问题。不过，有不少人主张用这幅，也有其理由。这样吧，我再找几个人座谈一下。”
于是，9月25日晚，在座谈会上，待一些代表发完言后，毛泽东说：“过去，我们脑子里老是想要在国旗上标出中国的特征，因此画一条横杠代表黄河。其实，不少国家的国旗也没有带着本国的特征，苏联的斧头镰刀，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哪一国都可以有同样的斧头镰刀。英、美等国的国旗也没有什么该国的特征。代表国家特征的东西可以在国徽上表现出来。”
毛泽东拿起一张放大了的五星红旗图案，说：“大家都说这个图案好，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斗争取得的，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今后还要共同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我看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了我国革命人民大团结。不但现在要团结，将来也要团结，我看这个图案是较好的图案。”
毛泽东话音刚落，丰泽园里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参加座谈会的代表一致表示赞同。
陈嘉庚站起来发言，谈自己的看法，说：“我从东北回来，我很关心国旗问题，我完全赞同毛主席讲的‘复字三十二号’国旗图案。”
梁思成也站起来发言说：“我觉得‘复字三十二号’图案很好，多星代表人民大团结，红色代表革命，表示革命人民大团结。”
其他人也纷纷发言赞成“复字三十二号”图案，并热烈鼓掌通过。
曾联松设计的国旗图案，终于以其构思和特色获得大家的认可和推崇。
9月26日下午3时，国旗、国徽、国歌、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在北京饭店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经过大家讨论，一致通过用“复字三十二号”图案作国旗，并提交大会主席团审核，再提交大会讨论。
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进行表决。表决前，由沈雁冰报告了筹备会第六小组讨论国旗的情况，并将制作的五星红旗样品展挂在主席台中间。
看到这面如同红霞、熠熠生辉的五星红旗，代表们心里充满着兴奋和激动之情。
会议进行的第四项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红地五星旗，象征中国人民大团结。
“复字三十二号”国旗图案，终于迎来了这激动人心的时刻！
此时此刻，在上海的曾联松，如同众多的应征者一样，还在怀着期望的心情等待着消息。如果他能作为代表出席政协大会，一定会高兴得流下热泪的。
曾联松设计的国旗图案原稿，后来存放在政协档案室里。
“复字三十二号”图案真正用于国旗制作时，也作了一点修改。原设计图中，大五星中有镰刀斧头，经筹备会第六小组讨论删去。秘书彭光涵在原稿上写有“去镰刀斧头”五个字。图案其他部分未作修改。
关于国旗象征的说明，根据毛泽东的讲话记录进行了改写。至于国旗制法的说明，原稿说这个星对那个星，显得很复杂，难以弄清。周恩来便指示胡乔木、梁思成和彭光涵三人重新写一个制法说明，做到使人一看制法图说明就能制作标准国旗。三人讨论之后，即由梁思成改写，胡乔木修改定稿。经审查通过后，即向全国发出。
在筹备会第六小组成员和专家们中，徐悲鸿、梁思成、翦伯赞、陈嘉庚、张奚若等都建议：在国旗制定之后，全国的国旗制作要严肃认真，要规定哪一号颜色，将来由国家指定专门工厂统一生产国旗用的红布，就叫“国旗红”。陈嘉庚还提议：“应该由国家指定某些工厂专门生产统一规格的国旗。因为手工制作不合标准，又困难，并且比工厂印制的价格要贵。现在虽然不能立即办到，希望将来即可办到。”
国旗图案通过后，周恩来专门有个讲话说，关于评选国旗图案，实行公开广泛征集的做法好，所选的国旗方案艺术性比较好，大家也很满意。虽然在讨论中有些争论，但最后大家意见统一了。
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闭幕后不久，曾联松收到了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的来信：
曾联松先生：
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业已采用，兹赠送人民政府纪念刊一册，人民币五百万元（旧币，相当于现在500元——作者注），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
国旗就这样诞生了。
第一面国旗是一位名叫赵文瑞女工亲手缝制的。
当时就职于北平美术供应社的赵文瑞曾被第一届政协会议会务组请去参加怀仁堂的布置工作。她分工负责制作窗帘和台布。那些天，她吃住在缝纫机房，没日没夜地踩机器。
政协会议开幕后的第七天，会务组的一位同志把一份五星红旗图案和制作要求交给赵文瑞，并对她说：“这是刚刚确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式样，制作第一面五星红旗的任务就交给你吧。”赵文瑞双手捧过新的国旗图案，欣喜的热泪禁不住涌出了眼眶。
做旗面用的红绸缎和做五星用的黄绸缎，是北京著名“八大祥”之首瑞蚨祥绸缎庄的最好料子，赵文瑞按照尺寸认真剪裁，细密缝合。由于当时还没有先进的印染技术，而旗的两面都要有五角星，她先用黄缎子剪上两颗大五星，八颗小五星，然后精确地贴在红绸旗面的正反两面，一针一线地缝制起来。经过一天一夜的缝制，五星红旗制作出来了，赵文瑞高兴地拉着在场的人们扭起了秧歌。
而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开国大典升起的时候，曾有一段趣闻。
“请毛主席升旗”，至今仍然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的钢丝录音带上，永远地留下林伯渠主持大会的声音。保存了60年的现场录音，依旧清晰如昨。最珍贵的是这盘带子没有经过技术处理，听起来如身临其境。
大会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升旗的这句话有个遗漏，站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显然意识到了。于是，小声提醒他：“请毛主席升国旗。”因此，林伯渠又大声宣布了一遍，其中增补了一个“国”字。别小看这个“国”字，旗比国旗的外延可以宽泛很多，我们的国旗仅指这一面五星红旗。
紧接着，话筒里又传出焦急的问话：“升旗的机关（按钮）在哪里？在哪里？你说呢？”
其实，电动升旗装置很明显，电钮开关上还分别注明了“升”和“降”二字。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人们不知道他们的自言自语会通过转播台扩散到空中，然后从全中国每一台打开的收音机里传出来。
在那一个庄严的时刻，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乐队奏起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庄严地转动了升旗的电钮，五星红旗在军乐声中沿着旗杆冉冉上升。乐队以每分钟108拍的速度奏着《义勇军进行曲》。三奏《义勇军进行曲》完毕，国旗也恰好升到旗杆的顶端。
在天安门前面东侧临时搭起的木板小屋里，大会指挥部办公室的几名工作人员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在国旗向上升的两分钟里，工作人员们的心一直是悬着的。电动升旗在中国是第一次，如果发生意外，那可就不是一般的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