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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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工科长，副团，1958年又到邓县（今邓州市）当武装部政委，总算又恢复了1942年的级别水准。
但爸爸从来没有谈过一句这方面的事，他仿佛立了禁口令，一直到老，一直到死，这都是他的大忌，家人一谈这类事，他就禁止，他不许说“组织上”任何一个“不”字。但组织上待他如何，我始终以为他心中雪亮。因为他也从没有说过组织上待他怎样如何好。
“不好”是明摆着的，因为我们所见到，老干部们对资历成分是很敏感的，他资历好，成分却不好，是个中间人物，抬举你时和你说笑玩谈，心里对你有什么时，就会板起脸：“老凌同志的家庭出身对××事情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呀？”
我们的家庭到底怎样了？直到我23岁参军没有听父亲讲过一个字“负面”的问题。我知道的是外祖父是地下党工作人员，妈妈和二姨夫、三姨夫妇、四姨夫、舅舅都是共产党员，伯父是抗日烈士，姑父是比爸资格还老的共产党员，这个家族是“红”透了。直到入党，组织调查找我谈话，本来在一处极好的朋友，这时脸上也上了装，眉头皱起，下腭微扬异常的公事公办：“你还有一个姑姑，志愿书上为什么不填？她是怎么死的？”问的我一头雾水，这才从父亲那里了解到，还有一个小姑姑，是教师，姑父是地主成分，做医生，土改时被群众打死。再一深入，我的伯母也是在土改中自尽，大约就是从这件事，使我深切地感受到成分的压力，从此这片乌云它笼罩在父亲上空一辈子，现在又来到我的头上。
它并不使我“受不了”，因为我毕竟没有直观的感受，没有感同身受的体味，但入党谈话，我已经觉得了我与朋友友谊中的异味，他原本在我面前略有自卑的心理开始提升，注入了某种骄傲与自尊——我不是说这两样东西不好，我是感觉到，人与人之间就像天平，心里都有一个价值砝码，他是觉得他那头又加了（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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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工科长，副团，1958年又到邓县（今邓州市）当武装部政委，总算又恢复了1942年的级别水准。
但爸爸从来没有谈过一句这方面的事，他仿佛立了禁口令，一直到老，一直到死，这都是他的大忌，家人一谈这类事，他就禁止，他不许说“组织上”任何一个“不”字。但组织上待他如何，我始终以为他心中雪亮。因为他也从没有说过组织上待他怎样如何好。
“不好”是明摆着的，因为我们所见到，老干部们对资历成分是很敏感的，他资历好，成分却不好，是个中间人物，抬举你时和你说笑玩谈，心里对你有什么时，就会板起脸：“老凌同志的家庭出身对××事情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呀？”
我们的家庭到底怎样了？直到我23岁参军没有听父亲讲过一个字“负面”的问题。我知道的是外祖父是地下党工作人员，妈妈和二姨夫、三姨夫妇、四姨夫、舅舅都是共产党员，伯父是抗日烈士，姑父是比爸资格还老的共产党员，这个家族是“红”透了。直到入党，组织调查找我谈话，本来在一处极好的朋友，这时脸上也上了装，眉头皱起，下腭微扬异常的公事公办：“你还有一个姑姑，志愿书上为什么不填？她是怎么死的？”问的我一头雾水，这才从父亲那里了解到，还有一个小姑姑，是教师，姑父是地主成分，做医生，土改时被群众打死。再一深入，我的伯母也是在土改中自尽，大约就是从这件事，使我深切地感受到成分的压力，从此这片乌云它笼罩在父亲上空一辈子，现在又来到我的头上。
它并不使我“受不了”，因为我毕竟没有直观的感受，没有感同身受的体味，但入党谈话，我已经觉得了我与朋友友谊中的异味，他原本在我面前略有自卑的心理开始提升，注入了某种骄傲与自尊——我不是说这两样东西不好，我是感觉到，人与人之间就像天平，心里都有一个价值砝码，他是觉得他那头又加了（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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