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章【划时代意义】
『如果章节错误，点此举报』
第(3/3)页
以伦理意味较多的“以德配天”“敬天保民”思想替代殷商的极具原始意味的巫觋文化，使周人的社会人生的重心从敬畏天地神鬼转移到注重自身修为之上。可以说周礼重塑了世俗化中华文明的核心要素，开创了礼仪中国的先河，使得接下来的中华文明充满了人本主义，几乎没有受到神权的束缚。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周礼的使用与否被视为区分华夏与夷狄的主要标志，这是一种民族意识的初始形态。合乎这种礼俗文明的就是华夏，不合乎华夏礼俗文明就是蛮夷戎狄、化外之民，夷狄想要靠拢先进的华夏国家，就必须接受华夏文明。这种意识在后来被不断发扬和继承，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民族向心力及凝聚力。
礼乐制的另一特性，那就是别贵贱，序尊卑。
礼乐规定了各级贵族政治及生活的准则，涉及祭祀、朝聘、丧葬、居室、服饰、用具等各个方面，谁违反了礼仪，便是僭越，便是非礼。比如规定天子用九鼎八簋（鼎是烹煮盛贮肉类的青铜器，簋是黍稷的青铜器，楚国则用簠代替簋），诸侯只能用七鼎六簋，大夫只能用五鼎四簋，鼎的大小与数量标志着主人社会地位的高低，如此一来就规范了各阶层的社会身份，建立起一个有差别的社会秩序。再比如明堂觐见，也就是四方诸侯朝见天子时，天子面朝南而立，诸侯按 照爵位高低，依次站立在天子对面以及东西两侧的台阶上，而夷、蛮、戎、狄首领则分别站在东南西北四门之外，极远的四方屏藩之国则每当新君即位来朝一次，不安排固定的站位。这种觐见礼仪安排得一丝不苟，无疑使各阶层之间的尊卑关系、上下等级深入人心，目的就是使各阶层各安其位，以维护这个体系的最中心——周王室的统治。这也就是周公制礼的目的所在。《礼记明堂位》记载，周公营建洛邑的第二年，率领诸侯庙祭，以礼乐推进政令合一，结果“天下大服”。
宗法制，其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嫡”就是正妻所生的儿子，相对应的就是小老婆所生的“庶出”，在继承、祭祀、丧葬等各个方面嫡子均有高出庶子的权利。嫡长子优先于嫡长孙，嫡长孙优先于嫡次子，嫡次子优先于庶子。如果正妻去世或离婚，续娶的正妻所生之子也称嫡子，但是前任正妻所生嫡子的继承权要比后者优先。如果是妾室被立为正妻，那么成为正妻后所生的儿子继承权优于身为妾室时所生的儿子。就是说宗法制就是建立在嫡出对于庶出的绝对统治权利基础上的。这种看似僵化的继承方式实际上可称“大巧若拙”，我们可以与之比较商朝的继承方式。商朝是传弟与传子并存，这样以来就会有传长、传幼、传贤甚至传弟之子还是传兄之子的矛盾，这样往往因此导致王室纷争，殷商就曾因此导致“九王之乱”。周公确立嫡长子继承制，正是吸取了殷商的教训。国家的继承制度固定了，社会就会很快稳定下来，内部斗争就会大大减少。嫡长子传宗继统，这一系就是大宗，嫡长子的同母弟和庶母兄弟就是小宗。诸侯对天子而言是小宗，但在他的封国内却是大宗。诸侯的其它儿子被分封为卿大夫，卿大夫对诸侯而言是小宗，但在他的采邑内却是大宗。从卿大夫到士也是如此。因此贵族的嫡长子总是不同等级的大宗。大宗不仅享有对宗族成员的统治权，而且享有政治上的特权，两者不仅是家族等级关系，也是政治隶属关系，并由此推演出父尊子卑，兄尊弟卑，天子尊诸侯卑的森严等级制度。
如召公被封到燕国后，他需要留任中央，就由其嫡长子克代为就国，克及其嫡系后裔对周天子来说就是小宗。但在燕国内，克又是大宗，克的诸位兄弟相对于他就是小宗。在燕国只有克及其嫡系子孙才有祭祀召公的特权，克的诸弟只有在他的率领之下，才能参加祭祀召公的祭典。祭祀在中国古代具有至高的地位，宗庙的存在被视为宗族存在的象征，宗子的宗庙之主身份成了他们在族人中拥有宗族首领地位的保证。除祭祀外，许多日常礼仪活动和社会活动也要在宗庙里进行，如冠礼、婚礼、盟誓等。在丧葬制度中，大宗死亡，族人即使无“五服”之亲，也须为之服“齐衰（zi cui）三月”，与“庶人为国君”之服同。宗子对各自范围内的族人还拥有统率、处置、教导、惩罚以及庇护之权。周朝宗族都有自己的武装，统帅就是各宗族的宗主，这些武装在宗主地率领下与国家军队一起对外作战。
第(3/3)页
以伦理意味较多的“以德配天”“敬天保民”思想替代殷商的极具原始意味的巫觋文化，使周人的社会人生的重心从敬畏天地神鬼转移到注重自身修为之上。可以说周礼重塑了世俗化中华文明的核心要素，开创了礼仪中国的先河，使得接下来的中华文明充满了人本主义，几乎没有受到神权的束缚。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周礼的使用与否被视为区分华夏与夷狄的主要标志，这是一种民族意识的初始形态。合乎这种礼俗文明的就是华夏，不合乎华夏礼俗文明就是蛮夷戎狄、化外之民，夷狄想要靠拢先进的华夏国家，就必须接受华夏文明。这种意识在后来被不断发扬和继承，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民族向心力及凝聚力。
礼乐制的另一特性，那就是别贵贱，序尊卑。
礼乐规定了各级贵族政治及生活的准则，涉及祭祀、朝聘、丧葬、居室、服饰、用具等各个方面，谁违反了礼仪，便是僭越，便是非礼。比如规定天子用九鼎八簋（鼎是烹煮盛贮肉类的青铜器，簋是黍稷的青铜器，楚国则用簠代替簋），诸侯只能用七鼎六簋，大夫只能用五鼎四簋，鼎的大小与数量标志着主人社会地位的高低，如此一来就规范了各阶层的社会身份，建立起一个有差别的社会秩序。再比如明堂觐见，也就是四方诸侯朝见天子时，天子面朝南而立，诸侯按 照爵位高低，依次站立在天子对面以及东西两侧的台阶上，而夷、蛮、戎、狄首领则分别站在东南西北四门之外，极远的四方屏藩之国则每当新君即位来朝一次，不安排固定的站位。这种觐见礼仪安排得一丝不苟，无疑使各阶层之间的尊卑关系、上下等级深入人心，目的就是使各阶层各安其位，以维护这个体系的最中心——周王室的统治。这也就是周公制礼的目的所在。《礼记明堂位》记载，周公营建洛邑的第二年，率领诸侯庙祭，以礼乐推进政令合一，结果“天下大服”。
宗法制，其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嫡”就是正妻所生的儿子，相对应的就是小老婆所生的“庶出”，在继承、祭祀、丧葬等各个方面嫡子均有高出庶子的权利。嫡长子优先于嫡长孙，嫡长孙优先于嫡次子，嫡次子优先于庶子。如果正妻去世或离婚，续娶的正妻所生之子也称嫡子，但是前任正妻所生嫡子的继承权要比后者优先。如果是妾室被立为正妻，那么成为正妻后所生的儿子继承权优于身为妾室时所生的儿子。就是说宗法制就是建立在嫡出对于庶出的绝对统治权利基础上的。这种看似僵化的继承方式实际上可称“大巧若拙”，我们可以与之比较商朝的继承方式。商朝是传弟与传子并存，这样以来就会有传长、传幼、传贤甚至传弟之子还是传兄之子的矛盾，这样往往因此导致王室纷争，殷商就曾因此导致“九王之乱”。周公确立嫡长子继承制，正是吸取了殷商的教训。国家的继承制度固定了，社会就会很快稳定下来，内部斗争就会大大减少。嫡长子传宗继统，这一系就是大宗，嫡长子的同母弟和庶母兄弟就是小宗。诸侯对天子而言是小宗，但在他的封国内却是大宗。诸侯的其它儿子被分封为卿大夫，卿大夫对诸侯而言是小宗，但在他的采邑内却是大宗。从卿大夫到士也是如此。因此贵族的嫡长子总是不同等级的大宗。大宗不仅享有对宗族成员的统治权，而且享有政治上的特权，两者不仅是家族等级关系，也是政治隶属关系，并由此推演出父尊子卑，兄尊弟卑，天子尊诸侯卑的森严等级制度。
如召公被封到燕国后，他需要留任中央，就由其嫡长子克代为就国，克及其嫡系后裔对周天子来说就是小宗。但在燕国内，克又是大宗，克的诸位兄弟相对于他就是小宗。在燕国只有克及其嫡系子孙才有祭祀召公的特权，克的诸弟只有在他的率领之下，才能参加祭祀召公的祭典。祭祀在中国古代具有至高的地位，宗庙的存在被视为宗族存在的象征，宗子的宗庙之主身份成了他们在族人中拥有宗族首领地位的保证。除祭祀外，许多日常礼仪活动和社会活动也要在宗庙里进行，如冠礼、婚礼、盟誓等。在丧葬制度中，大宗死亡，族人即使无“五服”之亲，也须为之服“齐衰（zi cui）三月”，与“庶人为国君”之服同。宗子对各自范围内的族人还拥有统率、处置、教导、惩罚以及庇护之权。周朝宗族都有自己的武装，统帅就是各宗族的宗主，这些武装在宗主地率领下与国家军队一起对外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