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三章 胡柳坡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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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延续到李存勖生命的最后一刻。
这两个人的关系本来就很微妙，双方有着太多相似的地方，两个都是打仗不要命的狠人，还都很聪明，很得人心，又都有很大的人格魅力。
李嗣源身边集结了很多人才，李存勖不止一次挖过对方墙角，挖墙脚的过程如下：
晋国灭燕之后李嗣源笼络了很多燕国猛将，里面以元行钦和高行周最为有名。
李存勖深知元行钦骁勇善战，直接向李嗣源要人，大王要人不能不给，李嗣源只能忍痛割爱。
这个元行钦就是后来的李绍荣，确实是个猛人。元行钦在今后的战争中曾经深入敌阵，大杀四方，被敌军一剑击中面门，血流不止，仍然力战不退，被高行周救了出来。
这样一来李存勖又发现了高行周这员猛将，又想收归麾下。但前面已经问李嗣源要过一次人了，这次不好意思开口，就派人直接给高行周递话，许以高官厚禄，诱他来效忠。
这是地地道道地在挖墙脚了。
高行周很光棍，直接怼了回去：“代州养壮士（李嗣源当时为代州刺史），也是为了效忠大王。行周在代州做事，就是在为大王做事，不都是一样的吗？更何况代州李公（李嗣源）对行周兄弟有救命之恩，不忍心有负于他。”
李存勖自讨了个没趣，讪讪而止。
高行周说的话很有道理，勇士向你的手下们效忠不就是向你效忠吗？你偷偷摸摸来挖墙脚算怎么回事儿，难道信不过你的手下吗？
没错，李存勖就是信不过李嗣源。虽然这一点李存勖本人都未必察觉到，但潜意识里他对李嗣源这个人不放心。
因为对方能力太突出，战功太卓著，更重要的一点，这个人不太容易控制。
李存勖是个内心十分强大的人，但在李嗣源那里，他嗅到了威胁（危险）。
这个威胁并不是说李嗣源会造反，而是对方有造反的能力，还有造反成功的可能。
这就不得不防了，防备的手段就是笼络对方手中的人才，消减对方的势力。
这也是无奈之举，在五代时期，手下人太猛、太完美反而不是什么好事，因为这是个武夫乱政的时代，你指不定什么时候这些武将就要反客为主。
这个问题要通过制度来解决，五代的君主、文臣武将在打打杀杀中一直在求索这一制度，而求索，需要一个过程。
历史到了李存勖这里还没有求索成功，他在晋国地方上实施的还是藩镇（节度使）制度。哪个武将战功卓著，就封其为节度使，辖区军政、财赋、人事一把抓，定期给朝廷进贡就行了，俨然是个独立王国，跟周朝的分封制没啥两样。
在战争年代这么做无可厚非，可以最大限度激发武将的积极性。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节度使无人能制，为武夫乱政提供了土壤。
李存勖灭掉后梁后其实是有机会也有能力来废除节度使制度的，但是他没有这么做，后世的君主（后晋、后汉）又没有能力这么做，所以乱战一直在持续，百姓一直在受罪。
制度的问题需要制度来解决，解决的方法就是以文制武，给武将设置藩篱，让他不敢反，反不了。
这里面也要有个度，制约得太狠了，军队没有战斗力；太松了，武将又要搞事情。这个度，赵匡胤把握的比较好，赵光义就走了极端，历史也就顺着极端的方向发展下去了。
这些后面再讲，我们还是来说李存勖。
李存勖不是傻子，他虽然防着李嗣源，但并不怀疑对方的忠心。
而这份可怜的信任又因为李嗣源的这次临阵脱逃而化为乌有。
有能力造反，又不可靠，这样的人必然受到李存勖的猜忌。
猜忌的后果十分严重，严重到自相残杀。当然，这是后话。
李嗣源当场叩首谢罪，李存勖以李从珂此战有功，赦免了对方罪过，罚酒了事，算是遮掩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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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延续到李存勖生命的最后一刻。
这两个人的关系本来就很微妙，双方有着太多相似的地方，两个都是打仗不要命的狠人，还都很聪明，很得人心，又都有很大的人格魅力。
李嗣源身边集结了很多人才，李存勖不止一次挖过对方墙角，挖墙脚的过程如下：
晋国灭燕之后李嗣源笼络了很多燕国猛将，里面以元行钦和高行周最为有名。
李存勖深知元行钦骁勇善战，直接向李嗣源要人，大王要人不能不给，李嗣源只能忍痛割爱。
这个元行钦就是后来的李绍荣，确实是个猛人。元行钦在今后的战争中曾经深入敌阵，大杀四方，被敌军一剑击中面门，血流不止，仍然力战不退，被高行周救了出来。
这样一来李存勖又发现了高行周这员猛将，又想收归麾下。但前面已经问李嗣源要过一次人了，这次不好意思开口，就派人直接给高行周递话，许以高官厚禄，诱他来效忠。
这是地地道道地在挖墙脚了。
高行周很光棍，直接怼了回去：“代州养壮士（李嗣源当时为代州刺史），也是为了效忠大王。行周在代州做事，就是在为大王做事，不都是一样的吗？更何况代州李公（李嗣源）对行周兄弟有救命之恩，不忍心有负于他。”
李存勖自讨了个没趣，讪讪而止。
高行周说的话很有道理，勇士向你的手下们效忠不就是向你效忠吗？你偷偷摸摸来挖墙脚算怎么回事儿，难道信不过你的手下吗？
没错，李存勖就是信不过李嗣源。虽然这一点李存勖本人都未必察觉到，但潜意识里他对李嗣源这个人不放心。
因为对方能力太突出，战功太卓著，更重要的一点，这个人不太容易控制。
李存勖是个内心十分强大的人，但在李嗣源那里，他嗅到了威胁（危险）。
这个威胁并不是说李嗣源会造反，而是对方有造反的能力，还有造反成功的可能。
这就不得不防了，防备的手段就是笼络对方手中的人才，消减对方的势力。
这也是无奈之举，在五代时期，手下人太猛、太完美反而不是什么好事，因为这是个武夫乱政的时代，你指不定什么时候这些武将就要反客为主。
这个问题要通过制度来解决，五代的君主、文臣武将在打打杀杀中一直在求索这一制度，而求索，需要一个过程。
历史到了李存勖这里还没有求索成功，他在晋国地方上实施的还是藩镇（节度使）制度。哪个武将战功卓著，就封其为节度使，辖区军政、财赋、人事一把抓，定期给朝廷进贡就行了，俨然是个独立王国，跟周朝的分封制没啥两样。
在战争年代这么做无可厚非，可以最大限度激发武将的积极性。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节度使无人能制，为武夫乱政提供了土壤。
李存勖灭掉后梁后其实是有机会也有能力来废除节度使制度的，但是他没有这么做，后世的君主（后晋、后汉）又没有能力这么做，所以乱战一直在持续，百姓一直在受罪。
制度的问题需要制度来解决，解决的方法就是以文制武，给武将设置藩篱，让他不敢反，反不了。
这里面也要有个度，制约得太狠了，军队没有战斗力；太松了，武将又要搞事情。这个度，赵匡胤把握的比较好，赵光义就走了极端，历史也就顺着极端的方向发展下去了。
这些后面再讲，我们还是来说李存勖。
李存勖不是傻子，他虽然防着李嗣源，但并不怀疑对方的忠心。
而这份可怜的信任又因为李嗣源的这次临阵脱逃而化为乌有。
有能力造反，又不可靠，这样的人必然受到李存勖的猜忌。
猜忌的后果十分严重，严重到自相残杀。当然，这是后话。
李嗣源当场叩首谢罪，李存勖以李从珂此战有功，赦免了对方罪过，罚酒了事，算是遮掩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