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国中共党史研究杂谈三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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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之谓，经见于文学作品类，不大为我党史专业者用。或谓其随意，有调侃嫌。盖灵活有余，而严肃不足。几年前，于光远先生曾提出，应在党史刊物上辟一“故纸堆”栏目，专门介绍散见的党史资料、党史文物。后来龚育之先生也有《大书小识》问世，十分精彩。我以为，两位前辈实际在提倡一事一记、有质有文的“小作品”、“散文章”，使党史研究活泼起来。
本文写成“杂谈”，实在是个意外。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和福建省委党校联合举办“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学术研讨会，安排我作“国外研究中共党史新进展”的发言。惭愧的是，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系统考察过国外中国研究的状况了。因而，实在难谈“新进展”。情急之下，便诌出这篇“非鹿非马”的东西来。成文之后，视之以友人。友人说，你这个东西入不了“正流”，只能叫“杂谈”。这一下倒给了我启发：党史不能老是“板”着面孔，需要一点“杂谈”才好。
下面就是我的三则“杂谈”。
一、关于“汉学”、“中国研究”以及“国外党史研究”的区别
首先，我要质疑“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这样一个概念。实际上，外国人对中共历史的研究，圈子十分窄小。套用胡传魁的话，是“拢共只有十几个人马，七八条枪”（总共不出几个学校、几个教授）。圈子既窄小，数量就有限，且在既定概念上同我们并不“接轨”。这是中外学术体制不同带给我们的差异。本则“杂谈”，即想考证一下这个问题。
通常我们所说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很大程度上是指美国。美国的“中国研究”人数最多，机构最多，经费也最充裕。但真正研究中共历史的人，寥寥可数。所谓“中国通”（CHINAHAND），大多不是专门的中共党史研究者。他们有着各种各样的研究兴趣。其研究的目的也不同。既然如此，我们如何来解析美国的“汉学研究”、“中国研究”以及“中共党史研究”这三种说法呢？（因题目所限，这里不谈欧洲、俄罗斯、日本和澳洲。那里倒是有一些比较“正统”意义上的“中共党史研究”者。）
在我看来，“美国的中共党史研究”这个概念，可能是我们国内学者“创造出来”的。在美国，并没有“中共党史研究”这个专业。比较规范的说法，其实只是两种：“汉学研究”和“中国研究”。“汉学”研究似乎好理解。它更“古董”气一些。麻烦在于，在“中国研究”之外，又出现了一个“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而且，它们常常是被我们“混用”的！这就需要我们先对学术概念做一个辨析。
“汉学”（SINOLOGY），在英语国家中是有它特殊含义的。从词义上说，它应是专门研究中国的学问。涵盖范围应该很大，把举凡中国的一切研究，都包含在之内。但是，在英语世界中，“汉学”实际被定义化了，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中国研究”有很大的区别。在内涵上，它类似于诸如“埃及学”（EGYPTOLOGY）这样的学问。杜维明教授说：汉学的“重点在研究世界上业已消失了的文化，并力图恢复其历史原貌，所以传统汉学是一门专业性很强且又十分冷僻的学问，所需基本功难度极大，不但要掌握考古（如敦煌佛教变文的发现和甲骨文出土等都是汉学界的大事情）方面的原始资料，而且语言的要求很高，除了古代汉语外，还要掌握多种极难解读的语言，如蒙文、满文、西夏文、鲜卑文等。从事这种研究的西方人士，或者出身贵族家庭，没有经济考虑，投毕生精力精雕细琢；或者靠政府或大基金会长期资助。它不求速效，完全没有现实性，不问家国天下事，是一门纯粹的学术研究。”
学术研究是否有“纯粹”之说，这里姑不论。可“汉学”研究的确不是我们所说的“中国研究”，当然更不是“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则可以定论。这里的关键，在“完全没有现实性”这几个字。即它是彻头彻尾的“古董”型学问。如果说得形象些，它与“中国研究”之间的不同，或可比喻为我们“古代史专业”“古文献学专业”与“中共党史专业”的区别。但“汉学研究”在西语世界中源远流长，它在研究指向和研究对象上，给后来的“中国研究”以隐性影响，则也是肯定的。人们对中国的兴趣和探问，都可能从这个艰深的学问上得到引领。
现在我们最常说的“中国研究”，却不是为研究“古董”而创设的。它在美国出现的时间，准确说是二战之后。它的起源，是战争中的“敌情研究”。所谓敌情，是针对着战争对手的。战争使关于对手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乃至历史的研究有了必要。如二战中美国对日本的研究，冷战时期对苏联的研究，朝鲜战争时期对中国的研究等等。开始，这种研究是从训练语言人才入手的。因为战争需要破译敌人的密码。而密码的破译，则需要通晓敌方语言的人来操作。美国在四十年代通过了《国防法案》（NATIONALDEFENSEACT）。规定对六种关键性的语言培训拨款。中文即其中之一。由此，用于中国研究的款项也源源不断。尽管这种语言培训后来渐渐演化为社会性研究，但这种研究已不可能再走“汉学”研究的道路。它是一种地域性、带有现代需要的研究。
这其中一个开拓性的人物，就是费正清（JOHNFAIRBANK）。费正清可以说在两个方面使美国的中国研究“现代化”了。其一，他使中国研究成为与现实密切相关的学科；其二，他强调研究中国一定要研究中国现代史。从这一意义上说，费正清是“汉学”与“中国研究”两者之间的“中介”。费正清自己的研究，即从历史开始。他用汤因比的“挑战应战”说，来观察整个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提出了中国历史的“循环论”。在其晚年，他将研究的兴趣指向了新中国，且著述不断。他的最后著作，就名为《中国新史》。
费氏还有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培养了一批研究中国的学生。这些学生现在已是美国或英语学术界卓有影响和建树的人物了。尽管，学生们不太同意老师的理论，后来用“中国中心说”取代了他的“挑战应战论”、“历史循环论”，但他们仍是费氏中国研究的继承人。像傅高义、马若德、柯文等等，都秉费氏的衣钵而建树了自己的一套学问。费氏的中国研究，蔚成学派。他们强调的是，以多学科和多角度来对一个地域进行考察。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等等。中共的历史和人物，只是这种多学科地域性研究的一部分。例如史华慈（BENJAMINSCHWARTZ）那本影响深远的著作《中国共产党和毛的起源》（CHINESECOMMUNISMANDTHERISEOFMAO），实际就是宽泛概念“中国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就中国这样一个社会整体的特殊性所进行的研究。它提出的中共“异端”说，即认为相对于苏联等所谓正统的共产党说来，中共是“非正统”，从而表现为“异端”的结论，产生于对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以及中国知识分子所与生俱来的社会特性的考察。从根本说来，这是一个社会性的研究，而不是我们概念中的“中共党史”。他的这个结论，在二次大战结束后西方人对中共的认知方面，具有广泛影响。
说到这里，我们大约可以对“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这一概念，有一个比较正确的判断了。说到底，它只是流行于美国（现在是世界性的说法）的“中国研究”的一个部分或一个方面。即使有人专门做所谓的“中共党史研究”，他在美国人那里，其实也是一个“中国问题专家”，而不是我们概念中的“中共党史专家”。从学术体制上说，他们没有“中共党史”这样一个门类。这在美国，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从另一个角度说，如果在对象上，西方人对中共执政之前问题的研究，有些类似于我们的“中共党史”，那么，对于1949年以后中国诸问题的研究，则突出表现为对“国家”的观察，而不单是“党”的活动了。这种现象，有点像我们至今也没有完成的，在学术规范上对“党史”和“国史”的区别。
例如，对新中国经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研究，数量就非常大。就其专业类别而言，它们更接近于经济学。因为它们多是在阐述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时，利用历史所提供的例证，而非历史本身。这往往同我们党史学者有“隔行”的感觉。但无疑，对中国经济的研究，是值得我们深入了解的。又如，中外关系的研究，特别是中美双边问题的研究，是美国学术界持续性的热点。有时，它甚至成为当代中国研究中最“抢眼”的课题。在实质上，中美关系或中国对外关系，既是“中国研究”的一部分，又是国际政治学者的关注对象，处于“交叉”的边缘地带。双方都在“抢占”这一块领域。关键是看谁掌握的“学术资源”更多。在史学和国际政治学者相交的这个点上，还时常出现史学方法和政治方法的龃龉。这当然并不奇怪。问题在于，国内的中共党史研究者，往往过于拘泥，对这样的课题参与不多，似乎这只是国际政治学者要做的事情。结果把一大块“阵地”留给了别人。其实，国内的中共党史学者占有极大的学术资源，应该在这个“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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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之谓，经见于文学作品类，不大为我党史专业者用。或谓其随意，有调侃嫌。盖灵活有余，而严肃不足。几年前，于光远先生曾提出，应在党史刊物上辟一“故纸堆”栏目，专门介绍散见的党史资料、党史文物。后来龚育之先生也有《大书小识》问世，十分精彩。我以为，两位前辈实际在提倡一事一记、有质有文的“小作品”、“散文章”，使党史研究活泼起来。
本文写成“杂谈”，实在是个意外。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和福建省委党校联合举办“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学术研讨会，安排我作“国外研究中共党史新进展”的发言。惭愧的是，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系统考察过国外中国研究的状况了。因而，实在难谈“新进展”。情急之下，便诌出这篇“非鹿非马”的东西来。成文之后，视之以友人。友人说，你这个东西入不了“正流”，只能叫“杂谈”。这一下倒给了我启发：党史不能老是“板”着面孔，需要一点“杂谈”才好。
下面就是我的三则“杂谈”。
一、关于“汉学”、“中国研究”以及“国外党史研究”的区别
首先，我要质疑“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这样一个概念。实际上，外国人对中共历史的研究，圈子十分窄小。套用胡传魁的话，是“拢共只有十几个人马，七八条枪”（总共不出几个学校、几个教授）。圈子既窄小，数量就有限，且在既定概念上同我们并不“接轨”。这是中外学术体制不同带给我们的差异。本则“杂谈”，即想考证一下这个问题。
通常我们所说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很大程度上是指美国。美国的“中国研究”人数最多，机构最多，经费也最充裕。但真正研究中共历史的人，寥寥可数。所谓“中国通”（CHINAHAND），大多不是专门的中共党史研究者。他们有着各种各样的研究兴趣。其研究的目的也不同。既然如此，我们如何来解析美国的“汉学研究”、“中国研究”以及“中共党史研究”这三种说法呢？（因题目所限，这里不谈欧洲、俄罗斯、日本和澳洲。那里倒是有一些比较“正统”意义上的“中共党史研究”者。）
在我看来，“美国的中共党史研究”这个概念，可能是我们国内学者“创造出来”的。在美国，并没有“中共党史研究”这个专业。比较规范的说法，其实只是两种：“汉学研究”和“中国研究”。“汉学”研究似乎好理解。它更“古董”气一些。麻烦在于，在“中国研究”之外，又出现了一个“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而且，它们常常是被我们“混用”的！这就需要我们先对学术概念做一个辨析。
“汉学”（SINOLOGY），在英语国家中是有它特殊含义的。从词义上说，它应是专门研究中国的学问。涵盖范围应该很大，把举凡中国的一切研究，都包含在之内。但是，在英语世界中，“汉学”实际被定义化了，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中国研究”有很大的区别。在内涵上，它类似于诸如“埃及学”（EGYPTOLOGY）这样的学问。杜维明教授说：汉学的“重点在研究世界上业已消失了的文化，并力图恢复其历史原貌，所以传统汉学是一门专业性很强且又十分冷僻的学问，所需基本功难度极大，不但要掌握考古（如敦煌佛教变文的发现和甲骨文出土等都是汉学界的大事情）方面的原始资料，而且语言的要求很高，除了古代汉语外，还要掌握多种极难解读的语言，如蒙文、满文、西夏文、鲜卑文等。从事这种研究的西方人士，或者出身贵族家庭，没有经济考虑，投毕生精力精雕细琢；或者靠政府或大基金会长期资助。它不求速效，完全没有现实性，不问家国天下事，是一门纯粹的学术研究。”
学术研究是否有“纯粹”之说，这里姑不论。可“汉学”研究的确不是我们所说的“中国研究”，当然更不是“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则可以定论。这里的关键，在“完全没有现实性”这几个字。即它是彻头彻尾的“古董”型学问。如果说得形象些，它与“中国研究”之间的不同，或可比喻为我们“古代史专业”“古文献学专业”与“中共党史专业”的区别。但“汉学研究”在西语世界中源远流长，它在研究指向和研究对象上，给后来的“中国研究”以隐性影响，则也是肯定的。人们对中国的兴趣和探问，都可能从这个艰深的学问上得到引领。
现在我们最常说的“中国研究”，却不是为研究“古董”而创设的。它在美国出现的时间，准确说是二战之后。它的起源，是战争中的“敌情研究”。所谓敌情，是针对着战争对手的。战争使关于对手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乃至历史的研究有了必要。如二战中美国对日本的研究，冷战时期对苏联的研究，朝鲜战争时期对中国的研究等等。开始，这种研究是从训练语言人才入手的。因为战争需要破译敌人的密码。而密码的破译，则需要通晓敌方语言的人来操作。美国在四十年代通过了《国防法案》（NATIONALDEFENSEACT）。规定对六种关键性的语言培训拨款。中文即其中之一。由此，用于中国研究的款项也源源不断。尽管这种语言培训后来渐渐演化为社会性研究，但这种研究已不可能再走“汉学”研究的道路。它是一种地域性、带有现代需要的研究。
这其中一个开拓性的人物，就是费正清（JOHNFAIRBANK）。费正清可以说在两个方面使美国的中国研究“现代化”了。其一，他使中国研究成为与现实密切相关的学科；其二，他强调研究中国一定要研究中国现代史。从这一意义上说，费正清是“汉学”与“中国研究”两者之间的“中介”。费正清自己的研究，即从历史开始。他用汤因比的“挑战应战”说，来观察整个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提出了中国历史的“循环论”。在其晚年，他将研究的兴趣指向了新中国，且著述不断。他的最后著作，就名为《中国新史》。
费氏还有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培养了一批研究中国的学生。这些学生现在已是美国或英语学术界卓有影响和建树的人物了。尽管，学生们不太同意老师的理论，后来用“中国中心说”取代了他的“挑战应战论”、“历史循环论”，但他们仍是费氏中国研究的继承人。像傅高义、马若德、柯文等等，都秉费氏的衣钵而建树了自己的一套学问。费氏的中国研究，蔚成学派。他们强调的是，以多学科和多角度来对一个地域进行考察。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等等。中共的历史和人物，只是这种多学科地域性研究的一部分。例如史华慈（BENJAMINSCHWARTZ）那本影响深远的著作《中国共产党和毛的起源》（CHINESECOMMUNISMANDTHERISEOFMAO），实际就是宽泛概念“中国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就中国这样一个社会整体的特殊性所进行的研究。它提出的中共“异端”说，即认为相对于苏联等所谓正统的共产党说来，中共是“非正统”，从而表现为“异端”的结论，产生于对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以及中国知识分子所与生俱来的社会特性的考察。从根本说来，这是一个社会性的研究，而不是我们概念中的“中共党史”。他的这个结论，在二次大战结束后西方人对中共的认知方面，具有广泛影响。
说到这里，我们大约可以对“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这一概念，有一个比较正确的判断了。说到底，它只是流行于美国（现在是世界性的说法）的“中国研究”的一个部分或一个方面。即使有人专门做所谓的“中共党史研究”，他在美国人那里，其实也是一个“中国问题专家”，而不是我们概念中的“中共党史专家”。从学术体制上说，他们没有“中共党史”这样一个门类。这在美国，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从另一个角度说，如果在对象上，西方人对中共执政之前问题的研究，有些类似于我们的“中共党史”，那么，对于1949年以后中国诸问题的研究，则突出表现为对“国家”的观察，而不单是“党”的活动了。这种现象，有点像我们至今也没有完成的，在学术规范上对“党史”和“国史”的区别。
例如，对新中国经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研究，数量就非常大。就其专业类别而言，它们更接近于经济学。因为它们多是在阐述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时，利用历史所提供的例证，而非历史本身。这往往同我们党史学者有“隔行”的感觉。但无疑，对中国经济的研究，是值得我们深入了解的。又如，中外关系的研究，特别是中美双边问题的研究，是美国学术界持续性的热点。有时，它甚至成为当代中国研究中最“抢眼”的课题。在实质上，中美关系或中国对外关系，既是“中国研究”的一部分，又是国际政治学者的关注对象，处于“交叉”的边缘地带。双方都在“抢占”这一块领域。关键是看谁掌握的“学术资源”更多。在史学和国际政治学者相交的这个点上，还时常出现史学方法和政治方法的龃龉。这当然并不奇怪。问题在于，国内的中共党史研究者，往往过于拘泥，对这样的课题参与不多，似乎这只是国际政治学者要做的事情。结果把一大块“阵地”留给了别人。其实，国内的中共党史学者占有极大的学术资源，应该在这个“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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