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二章【各位其主】
『如果章节错误，点此举报』
第(3/3)页
，衣食足则知荣辱”的理念，就是说物质是精神的基础，社会发展决定文化水平的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在较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后，才有活力驱动人们追求较高层次的需求。
在后世之中，儒家、法家、墨家均有关于道德观念的论述，各家虽然都有可取之处，然而都有一定的局限和偏颇：儒家认为应该以德治国，仁义治天下；而法家则持反对意见，商鞅、韩非甚至认为道德是危害国家的“六虱”。在这一点上，管仲显然更务实也更具有高度，他辩证地看待了这个问题，兼顾到道德水平与人们物质生活条件存在的内在关系。他不像彼时普通的知识阶层那样把人们一刀切地分为“君子”“小人”，在他的眼中人都是一样的，都免不了自私自利、贪财好色、懒惰恶劳之心，当然也会有崇高的理想、高尚的志趣、恻隐心、至情谊的一面。“善”“恶”并不绝对，“贪”“私”永远存在，这就是人性。所以管仲不迷信道德的力量，不刻意强调道德，也不过度实施强权，而是顺势诱导，将人性的私转化为生产力，集聚民众之私，成就国家之公，社会之公。这是一种经世致用的理念，这一理念贯穿了管仲改革的方方面面。
而且管仲认为虽然道德教化是治国安民的纲纪，但道和法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侧重点不同的，古时的圣王刑罚各有不同，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顺应民心的变动而变动，做到“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比”。
管仲把法制上升为治理国家的规范依据，“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此先圣之所以一民者也”，意思是所谓的仁义礼乐，都是从法中产生的，法是先圣用来统一民众行动的，如果国法废弛不统一，人民不守法，国家经常朝令夕改，大臣不依法办事，都是不祥之兆。
他认为“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强调法的统一性、公开性、强制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线于国”，就是讲法的公开性。管仲特地提到法与贵族传统亲亲、爱私思想相对立，法律一旦颁布，就必须要大于君主的意志，行法要从君主做起，君主做到了不去歪曲法理，毁弃律令，那么权贵不能威胁他，富豪不能贿赂他，卑贱者不能讨好他，近臣不能亲昵他，政权就可以稳定，民众就没有怨言。
另外管仲建议设置“啧室”，“啧”是咂嘴的象声词，啧室就是七嘴八舌议论国事的地方，专门用于批评国君的得失，反映官员的对错。在宗法占据主要地位的当时，管仲的这一思想明显比周公的刑分等级的法制理念高出一个等级，也明显体现出了他一贯主张的民本思想。
管仲把人才比做是争霸天下的核心，“争天下者，必先争人”，但他同时指出国君在用人方面要注意“三本，四固”：“君之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位（德行不能匹配其职位），二曰功不受禄（功劳不能匹配其俸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才能不能匹配其官职），此三本者，致乱之源也”，“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受国柄（德行不足，不能执政国家），二曰见贤不能让，不可与尊位（见贤不让，不能给予尊贵的位置），三曰大罚避亲贵，不可使主兵（刑罚不问责亲朋和贵族，不能掌握兵权），四曰不好本事，不务地利，而轻财敛，不可与都邑（没有能力，华而不实，不能封给采邑），此四固者，安危之本也”，另外他还提出了具体的官职考核制度，每年腊月做年底总结考核，成绩优秀者酌情奖赏提拔，成绩差的要批评警告。管仲为此又制定了“三选法”官员选拔制度，首先乡选，然后官选，最后君选。
管仲把官吏分为七种：
法臣，依法度行事；
饰臣，好名无实；
侵臣，暗中破坏国家法令；
谄臣，迷惑君主；
愚臣，愚笨不明；
奸臣，祸乱朝政；
乱臣，攻击君主。
但在用人原则上，管仲认为应该“任其所长，不任其短”，不要因为有了一些瑕疵而忽略了人才，这一用人原则对于历代用人艺术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管仲把战争分为义与不义，认为战争性质对于胜败起着重要的作用，“成功立事，必顺于理义，故不理不胜天下，不义不胜人。”他强调民心向背在战争中的作用，强调要“布德诸侯”，做到“近无不服，远无不听”，要想“得众”一定要“得其心”，民众同心协力，才能保证战争胜利。
第(3/3)页
，衣食足则知荣辱”的理念，就是说物质是精神的基础，社会发展决定文化水平的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在较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后，才有活力驱动人们追求较高层次的需求。
在后世之中，儒家、法家、墨家均有关于道德观念的论述，各家虽然都有可取之处，然而都有一定的局限和偏颇：儒家认为应该以德治国，仁义治天下；而法家则持反对意见，商鞅、韩非甚至认为道德是危害国家的“六虱”。在这一点上，管仲显然更务实也更具有高度，他辩证地看待了这个问题，兼顾到道德水平与人们物质生活条件存在的内在关系。他不像彼时普通的知识阶层那样把人们一刀切地分为“君子”“小人”，在他的眼中人都是一样的，都免不了自私自利、贪财好色、懒惰恶劳之心，当然也会有崇高的理想、高尚的志趣、恻隐心、至情谊的一面。“善”“恶”并不绝对，“贪”“私”永远存在，这就是人性。所以管仲不迷信道德的力量，不刻意强调道德，也不过度实施强权，而是顺势诱导，将人性的私转化为生产力，集聚民众之私，成就国家之公，社会之公。这是一种经世致用的理念，这一理念贯穿了管仲改革的方方面面。
而且管仲认为虽然道德教化是治国安民的纲纪，但道和法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侧重点不同的，古时的圣王刑罚各有不同，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顺应民心的变动而变动，做到“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比”。
管仲把法制上升为治理国家的规范依据，“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此先圣之所以一民者也”，意思是所谓的仁义礼乐，都是从法中产生的，法是先圣用来统一民众行动的，如果国法废弛不统一，人民不守法，国家经常朝令夕改，大臣不依法办事，都是不祥之兆。
他认为“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强调法的统一性、公开性、强制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线于国”，就是讲法的公开性。管仲特地提到法与贵族传统亲亲、爱私思想相对立，法律一旦颁布，就必须要大于君主的意志，行法要从君主做起，君主做到了不去歪曲法理，毁弃律令，那么权贵不能威胁他，富豪不能贿赂他，卑贱者不能讨好他，近臣不能亲昵他，政权就可以稳定，民众就没有怨言。
另外管仲建议设置“啧室”，“啧”是咂嘴的象声词，啧室就是七嘴八舌议论国事的地方，专门用于批评国君的得失，反映官员的对错。在宗法占据主要地位的当时，管仲的这一思想明显比周公的刑分等级的法制理念高出一个等级，也明显体现出了他一贯主张的民本思想。
管仲把人才比做是争霸天下的核心，“争天下者，必先争人”，但他同时指出国君在用人方面要注意“三本，四固”：“君之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位（德行不能匹配其职位），二曰功不受禄（功劳不能匹配其俸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才能不能匹配其官职），此三本者，致乱之源也”，“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受国柄（德行不足，不能执政国家），二曰见贤不能让，不可与尊位（见贤不让，不能给予尊贵的位置），三曰大罚避亲贵，不可使主兵（刑罚不问责亲朋和贵族，不能掌握兵权），四曰不好本事，不务地利，而轻财敛，不可与都邑（没有能力，华而不实，不能封给采邑），此四固者，安危之本也”，另外他还提出了具体的官职考核制度，每年腊月做年底总结考核，成绩优秀者酌情奖赏提拔，成绩差的要批评警告。管仲为此又制定了“三选法”官员选拔制度，首先乡选，然后官选，最后君选。
管仲把官吏分为七种：
法臣，依法度行事；
饰臣，好名无实；
侵臣，暗中破坏国家法令；
谄臣，迷惑君主；
愚臣，愚笨不明；
奸臣，祸乱朝政；
乱臣，攻击君主。
但在用人原则上，管仲认为应该“任其所长，不任其短”，不要因为有了一些瑕疵而忽略了人才，这一用人原则对于历代用人艺术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管仲把战争分为义与不义，认为战争性质对于胜败起着重要的作用，“成功立事，必顺于理义，故不理不胜天下，不义不胜人。”他强调民心向背在战争中的作用，强调要“布德诸侯”，做到“近无不服，远无不听”，要想“得众”一定要“得其心”，民众同心协力，才能保证战争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