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德斯教授一夕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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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穆特?彼德斯（HELMUTPETERS），原东德社会科学院中国问题研究中心负责人，资深中国问题专家，德国统一社会党高级干部。对这位“中国通”，我到德国后即有所耳闻，和他见面，自然放到了我的计划之内。但直到9月下旬，我才有机会造访他在柏林东南的住所。不想，这一夕谈竟使我们成了忘年交。
按照德国人的习惯，每年7、8、9月，是休假的月份。大多数德国人，届时会同家人一起，或国外或远足，离开喧嚣的城市，到外面休息一段时间。因此，在这三个月里，一般很难安排会面。作为中国人，我初时不太理解德国人的这种“雷打不动”，为什么非要大热天的往外跑呢？后来，听说过去民主德国“限制公民出国旅游”的政策，曾遭到民众的强烈反弹，甚至成为东德失败的原因之一，我更是昏昏然。可时间久了，我渐渐“适应”了他们的这种习惯。我想，这大约是欧洲现代化的一种生活标准，他们过惯了。
大约在2007年9月初，彼德斯教授从老同事们那里得知，有个留学柏林的中国学者，正在研究东德和统一社会党问题。对此他颇感有趣，于是，便给我发来电子邮件，相约见面聊聊。在我，这当然求之不得。9月26日一早，我便乘车出发，由公交换地铁，再地铁而公交，终于找到了教授的家。
与所有原东德高级干部的住所一样，教授的家不大，是一排平层住宅中的一小套。尽管面积有限，但房间布置幽雅，高大的书橱背墙而立，满屋都是书卷气。
在把我带去的一大束鲜花插进花瓶之后，教授斟上两小杯咖啡，我们面对面地坐在书房的圆形茶几边，开始了教授所说的“聊聊”。
教授开宗明义，一上来就说了两句非常有概括意义的话：中国是那么大的国家，有很多事情是前人没有做过的；目前，资本主义也还在发展，还有比较大的发展空间。接着，教授开始谈他对民主德国、东欧社会主义和苏联失败的看法。教授是这么说的：党的宣言固然非常重要，但更多的是要看党的实际情况。我们的党有绝对的权力。我们做了很多错事，但还是说我们没有错，好像我们总是掌握着绝对真理。这是从斯大林开始的。党有绝对的权力，这很不对。是个很大的错误。党内会有许多的不同认识，应该一步一步地展开讨论，而不应该谁的权力大，谁就掌握真理。第一书记是绝对真理，第二书记是相对真理。党内缺乏民主。我们其实有很好的制度，但没有很好的加以运用。比如，我们的总书记昂纳克当时所说的话就被当作绝对真理。别人要反对，就会被开除出党。这是八十年代的事情。社会主义对社会有很大的推动力，这是不能否定的。比如我们的合作社，有很大的作用。现在德国的很多设施还是我们搞合作社时留下来的。南斯拉夫人就问过我，你们怎么组织合作社？因为他们都是个体的。
教授接着分析到：东欧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很多。其实，我们的经济基础物质基础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里还是比较好的，还有捷克也不错。列宁一开始实行共产主义的方法，但后来他改变了，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如果要谈苏联东欧国家的失败，主要原因还是国内的，这就是与社会主义模式有关，主要是超越了社会发展的客观阶段。没有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文化精髓，就像列宁说的，没有这个基础，就建不成社会主义。在不发达的经济基础之上建立的上层建筑，不能建立起民主体制。还有一个是，我们党还有其他的共产党，从结构上说都是一样的，是一个权力金字塔，很稳固的等级制度。马克思当时不是这样设计的。我们党最高的领导层是所谓核心，下面的党员没有什么权力。就是一把手说了算，而且越来越严重。你们国家有的学者说，这叫“断裂的社会”。
教授接着从体制机制的角度，用马克思的一些基本观点对现实社会主义进行了剖析。他说，马克思、卢森堡他们都对社会主义说了很多的东西，但他们是在他们自己生活的条件下说的。现在条件变化了，很复杂。但我认为，党的金字塔的结构不行。应该允许全体党员在共同的立场来讨论面对的问题，不能只由两三个人说了算，这样不行。党的机关只是一个服务的机构，而不是权力机关。只有一两个人的思想不行。实际上党内没有民主，是同一个党所存在的社会经济发展前提有关系的。苏联的问题并不是斯大林个人的问题，如果没有斯大林，别人也会这么做。因此还是一个社会前提的问题。是一个客观前提不充分发展的反映。上层建筑和党的情况都取决于这个前提。过去我们对这个前提问题不大明白。我们要一步一步地建设这个前提。最后，我们党就会改变这种状况。
教授说：说到苏联的十月革命。当时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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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穆特?彼德斯（HELMUTPETERS），原东德社会科学院中国问题研究中心负责人，资深中国问题专家，德国统一社会党高级干部。对这位“中国通”，我到德国后即有所耳闻，和他见面，自然放到了我的计划之内。但直到9月下旬，我才有机会造访他在柏林东南的住所。不想，这一夕谈竟使我们成了忘年交。
按照德国人的习惯，每年7、8、9月，是休假的月份。大多数德国人，届时会同家人一起，或国外或远足，离开喧嚣的城市，到外面休息一段时间。因此，在这三个月里，一般很难安排会面。作为中国人，我初时不太理解德国人的这种“雷打不动”，为什么非要大热天的往外跑呢？后来，听说过去民主德国“限制公民出国旅游”的政策，曾遭到民众的强烈反弹，甚至成为东德失败的原因之一，我更是昏昏然。可时间久了，我渐渐“适应”了他们的这种习惯。我想，这大约是欧洲现代化的一种生活标准，他们过惯了。
大约在2007年9月初，彼德斯教授从老同事们那里得知，有个留学柏林的中国学者，正在研究东德和统一社会党问题。对此他颇感有趣，于是，便给我发来电子邮件，相约见面聊聊。在我，这当然求之不得。9月26日一早，我便乘车出发，由公交换地铁，再地铁而公交，终于找到了教授的家。
与所有原东德高级干部的住所一样，教授的家不大，是一排平层住宅中的一小套。尽管面积有限，但房间布置幽雅，高大的书橱背墙而立，满屋都是书卷气。
在把我带去的一大束鲜花插进花瓶之后，教授斟上两小杯咖啡，我们面对面地坐在书房的圆形茶几边，开始了教授所说的“聊聊”。
教授开宗明义，一上来就说了两句非常有概括意义的话：中国是那么大的国家，有很多事情是前人没有做过的；目前，资本主义也还在发展，还有比较大的发展空间。接着，教授开始谈他对民主德国、东欧社会主义和苏联失败的看法。教授是这么说的：党的宣言固然非常重要，但更多的是要看党的实际情况。我们的党有绝对的权力。我们做了很多错事，但还是说我们没有错，好像我们总是掌握着绝对真理。这是从斯大林开始的。党有绝对的权力，这很不对。是个很大的错误。党内会有许多的不同认识，应该一步一步地展开讨论，而不应该谁的权力大，谁就掌握真理。第一书记是绝对真理，第二书记是相对真理。党内缺乏民主。我们其实有很好的制度，但没有很好的加以运用。比如，我们的总书记昂纳克当时所说的话就被当作绝对真理。别人要反对，就会被开除出党。这是八十年代的事情。社会主义对社会有很大的推动力，这是不能否定的。比如我们的合作社，有很大的作用。现在德国的很多设施还是我们搞合作社时留下来的。南斯拉夫人就问过我，你们怎么组织合作社？因为他们都是个体的。
教授接着分析到：东欧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很多。其实，我们的经济基础物质基础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里还是比较好的，还有捷克也不错。列宁一开始实行共产主义的方法，但后来他改变了，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如果要谈苏联东欧国家的失败，主要原因还是国内的，这就是与社会主义模式有关，主要是超越了社会发展的客观阶段。没有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文化精髓，就像列宁说的，没有这个基础，就建不成社会主义。在不发达的经济基础之上建立的上层建筑，不能建立起民主体制。还有一个是，我们党还有其他的共产党，从结构上说都是一样的，是一个权力金字塔，很稳固的等级制度。马克思当时不是这样设计的。我们党最高的领导层是所谓核心，下面的党员没有什么权力。就是一把手说了算，而且越来越严重。你们国家有的学者说，这叫“断裂的社会”。
教授接着从体制机制的角度，用马克思的一些基本观点对现实社会主义进行了剖析。他说，马克思、卢森堡他们都对社会主义说了很多的东西，但他们是在他们自己生活的条件下说的。现在条件变化了，很复杂。但我认为，党的金字塔的结构不行。应该允许全体党员在共同的立场来讨论面对的问题，不能只由两三个人说了算，这样不行。党的机关只是一个服务的机构，而不是权力机关。只有一两个人的思想不行。实际上党内没有民主，是同一个党所存在的社会经济发展前提有关系的。苏联的问题并不是斯大林个人的问题，如果没有斯大林，别人也会这么做。因此还是一个社会前提的问题。是一个客观前提不充分发展的反映。上层建筑和党的情况都取决于这个前提。过去我们对这个前提问题不大明白。我们要一步一步地建设这个前提。最后，我们党就会改变这种状况。
教授说：说到苏联的十月革命。当时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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