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德斯教授一夕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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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汉诺夫和考茨基都反对列宁，说社会条件不成熟，不应该进行革命。而列宁坚持，既然无产阶级有了夺取政权的机会，为什么不利用起来呢？可以用革命建立自己的政治权力，用政权的力量来发展社会前提。列宁后来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在我看来，列宁是对的。因为他看出了问题，他承认了错误，因此他是伟大的。
教授又回到民主德国同西方的竞争上面。他说，西德上世纪五十年代在美国的帮助下，已经开始发展起来。我们当时提出要超过资本主义，超过西德，提出离共产主义还有300天，结果很快就不提了，失败了。当时主观主义很多。1957年、1958年时我们还向你们中国学习。当时我们提出尽快结束过渡时期。但后来我们发现，如果合作化进行得太快，农民也就是那些富裕的农民将大批地跑到西德去。这是1961年我们不同意你们在莱比锡农业展览会上大肆宣传人民公社的原因。你们搞你们的，我们搞我们的。
教授坦白地指出，东德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知识分子不好。昂纳克根本没有同知识分子们谈过话。他自己虽然学习很努力，但没有理论素养。东德生产的小面包应该卖10分钱，但他命令卖5分钱，要给西德看看，我们是如何地发展。当时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搞乱了。1960年也就是赫鲁晓夫大搞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候，我们还是有些自己的想法的。当时的总书记乌布利希保留了他自己的意见。因为我们随时都要同西德进行对照。我们比他们情况要差，怎么到共产主义呢？乌布利希认为社会主义还是很长的阶段。他考虑了企业的经济效益问题，从而发展出一个新的模式，同苏联的不一样。我们在资源上对苏联有很强的依赖性。后来，昂纳克得到苏联的支持，把乌布利希搞掉了。柏林墙建立起来后，东德稳定了一段。生活好起来了。但当时已越来越明显地感到西德的社会生活高过我们。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问题就比较严重了。有经济问题，也有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
教授认为，在经济发展越来越糟的情况下，东德党的状况还不是很坏，还有很多人支持昂纳克。但到了1990年，我们有150万党员一下子离开了党。这说明什么？说明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越来越少。老的党员越来越少，那些想往上爬的党员越来越多。工人中的党员也是如此。老一代受过剥削的工人逐渐不在了，而新一代工人同老工人不一样，很多人通过入党来获得利益。这同党的金字塔结构模式有关系，因为党有权力。1989年5月中央有一次会议。一个地区的党的一把手对昂纳克表态，说我们这个地区的党员完全支持你。难道他不明白当时的情况吗？如果一个党的干部不说真话，那就坏了，越来越危险。党的领导人也不一样了。原来在乌布利希时代，他同普通党员没有什么距离。可以直接找你谈话。我那时为组织支援西德工人的罢工，还直接找到他要捐款。他当场掏出50马克给我。但到了昂纳克时代，已经完全没有这种情况了。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了。
教授说，关于建立柏林墙的目的，可以简单地说一句话，就是试图通过这样一个东西来暂时解决某些问题，但最后结局不行。根本的还是要解决自己的社会体制问题，解决党自己的组织结构问题，解决党同老百姓的关系问题，党和法治的关系问题。要解决自己的问题，而这不是建一道墙所能办到的。柏林墙建起来之后还有一段好的发展，但最终还是不行。可以说，在建墙的那个时候，我们社会、我们党内部的问题已经出现了。比如国家所有制同人民的关系怎么样？那个时候已经异化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工人阶级中老一代人已经逐渐没有了，新一代的工人阶级觉悟比较低。生产组织得不好，计划完不成，又不修改。整个的情况不行。所以墙不能最终解决问题。
因为是“中国通”，教授不仅对中国情况十分关注，而且相当了解，甚至在为中国的一些问题担忧。但他的总体评价仍然是客观的。他对我说，不能否定，你们的进步是很大的，包括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当然全变了。你们国家的国际影响也越来越大，但你们付出的代价也很大。所谓付出的代价，就是容忍贫富的差别。在今天的中国，贫富差别无疑是扩大了。当然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东部的人在道德方面也会出现变化。教授告诫说，应该在发展中解决人们的道德问题，解决资本主义影响问题。比如你们的太空技术非常先进，但在教育方面却要多收费。说到这里，教授似乎要做一个总结，于是我听到了许多原德国统一社会党老干部们常说的那句特别真诚的话：在我所认识的共产主义者们当中，都对你们抱很大的希望。希望你们能稳定。你们是社会主义成功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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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汉诺夫和考茨基都反对列宁，说社会条件不成熟，不应该进行革命。而列宁坚持，既然无产阶级有了夺取政权的机会，为什么不利用起来呢？可以用革命建立自己的政治权力，用政权的力量来发展社会前提。列宁后来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在我看来，列宁是对的。因为他看出了问题，他承认了错误，因此他是伟大的。
教授又回到民主德国同西方的竞争上面。他说，西德上世纪五十年代在美国的帮助下，已经开始发展起来。我们当时提出要超过资本主义，超过西德，提出离共产主义还有300天，结果很快就不提了，失败了。当时主观主义很多。1957年、1958年时我们还向你们中国学习。当时我们提出尽快结束过渡时期。但后来我们发现，如果合作化进行得太快，农民也就是那些富裕的农民将大批地跑到西德去。这是1961年我们不同意你们在莱比锡农业展览会上大肆宣传人民公社的原因。你们搞你们的，我们搞我们的。
教授坦白地指出，东德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知识分子不好。昂纳克根本没有同知识分子们谈过话。他自己虽然学习很努力，但没有理论素养。东德生产的小面包应该卖10分钱，但他命令卖5分钱，要给西德看看，我们是如何地发展。当时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搞乱了。1960年也就是赫鲁晓夫大搞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候，我们还是有些自己的想法的。当时的总书记乌布利希保留了他自己的意见。因为我们随时都要同西德进行对照。我们比他们情况要差，怎么到共产主义呢？乌布利希认为社会主义还是很长的阶段。他考虑了企业的经济效益问题，从而发展出一个新的模式，同苏联的不一样。我们在资源上对苏联有很强的依赖性。后来，昂纳克得到苏联的支持，把乌布利希搞掉了。柏林墙建立起来后，东德稳定了一段。生活好起来了。但当时已越来越明显地感到西德的社会生活高过我们。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问题就比较严重了。有经济问题，也有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
教授认为，在经济发展越来越糟的情况下，东德党的状况还不是很坏，还有很多人支持昂纳克。但到了1990年，我们有150万党员一下子离开了党。这说明什么？说明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越来越少。老的党员越来越少，那些想往上爬的党员越来越多。工人中的党员也是如此。老一代受过剥削的工人逐渐不在了，而新一代工人同老工人不一样，很多人通过入党来获得利益。这同党的金字塔结构模式有关系，因为党有权力。1989年5月中央有一次会议。一个地区的党的一把手对昂纳克表态，说我们这个地区的党员完全支持你。难道他不明白当时的情况吗？如果一个党的干部不说真话，那就坏了，越来越危险。党的领导人也不一样了。原来在乌布利希时代，他同普通党员没有什么距离。可以直接找你谈话。我那时为组织支援西德工人的罢工，还直接找到他要捐款。他当场掏出50马克给我。但到了昂纳克时代，已经完全没有这种情况了。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了。
教授说，关于建立柏林墙的目的，可以简单地说一句话，就是试图通过这样一个东西来暂时解决某些问题，但最后结局不行。根本的还是要解决自己的社会体制问题，解决党自己的组织结构问题，解决党同老百姓的关系问题，党和法治的关系问题。要解决自己的问题，而这不是建一道墙所能办到的。柏林墙建起来之后还有一段好的发展，但最终还是不行。可以说，在建墙的那个时候，我们社会、我们党内部的问题已经出现了。比如国家所有制同人民的关系怎么样？那个时候已经异化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工人阶级中老一代人已经逐渐没有了，新一代的工人阶级觉悟比较低。生产组织得不好，计划完不成，又不修改。整个的情况不行。所以墙不能最终解决问题。
因为是“中国通”，教授不仅对中国情况十分关注，而且相当了解，甚至在为中国的一些问题担忧。但他的总体评价仍然是客观的。他对我说，不能否定，你们的进步是很大的，包括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当然全变了。你们国家的国际影响也越来越大，但你们付出的代价也很大。所谓付出的代价，就是容忍贫富的差别。在今天的中国，贫富差别无疑是扩大了。当然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东部的人在道德方面也会出现变化。教授告诫说，应该在发展中解决人们的道德问题，解决资本主义影响问题。比如你们的太空技术非常先进，但在教育方面却要多收费。说到这里，教授似乎要做一个总结，于是我听到了许多原德国统一社会党老干部们常说的那句特别真诚的话：在我所认识的共产主义者们当中，都对你们抱很大的希望。希望你们能稳定。你们是社会主义成功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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