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德斯教授一夕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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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世界社会主义的走向问题，教授做了这样的解答：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走向问题，比较复杂。德国共产党有自己的传统。从十九世纪以来，就分裂成不同的派别。在你们中国也是如此，原来受共产国际的影响。比如在你们的大革命时期，陈独秀下台也是来自共产国际的影响。斯大林认为，中国已经有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可以不断革命达到成功。而像鲍罗廷这些人比较实际。他们认为中国很落后，比沙俄时期还要落后，大约处在中世纪的水平。无论你们的党，还是苏联和我们的统一社会党以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都在评价自己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平上存在问题，都是从政治性出发，而不是从经济前提出发。比如在我们民德，说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不可逆转的。但现在证明这是错的。主要还是对发展的前提认识不够。社会的文化基础到底怎么样？比如党和法的关系怎么样？没有文化基础，这些问题都解决不了。还是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我们的社会处在怎样的发展水平上。教授说，我问过你们社科院的同志，在中国到底怎么解释社会主义？这位中国学者回答说：是共产党领导。显然这太简单了。教授说，跟我的党员同志们反复说过，主要的不是看说什么，而要看中国在做什么，才能判断它的社会主义性质。
教授的话使我深有触动。自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败亡、世界范围内的冷战也似乎随之终结以来，特别是，当中国走上一条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之路时，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判别社会主义的争辩，在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们中间，便无时不已。在我接触的原德国统一社会党的老干部中，有很多人既赞扬中国的改革，欣羡中国取得的成就，又担忧中国出现的贫富差距、社会公正等问题。他们大多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研究当今中国的所有制成分和比例，从一些公布出来的统计数字中，推断自己的看法。的确，要使这些德国的老共产党人透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确看待中国的特殊国情和由特殊国情所引申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有着一定困难。除非，他们能深入近代中国历史和懂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发展，否则，对起话来，总有一层隔膜。但我认为，彼德斯教授还是点到了问题的根本，这就是，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之上，凭着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主观意志，是建立不起真正社会主义的。
谈话接近尾声，我本想庄重地感谢教授一下并告辞，不想，教授这时却随意讲起另一个我感兴趣的故事。教授说，在1968年至1975年他任职民德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中心时，奥托?布劳恩，也就是在中国非常著名的李德，曾在他领导下工作。教授说，李德多次同他回忆起在中国工作的情况。李德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到中国。在离开苏联前，得知王明对斯大林说，中国的革命形势很好，苏维埃根据地很壮大。但李德到了上海，在仔细研究了中国的革命形势和红色根据地的状况后，否定了王明的这个说法。他向共产国际如实汇报说，中国的苏维埃根据地没有那么大、那么多，形势也很严峻。事实上，李德是第一个实事求是地评价中国革命的人。李德曾坦白地回忆，那时在他的思想里，苏联是最重要的。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必须服从苏联的利益。他当时认为，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战争，不应该把苏联卷进来，两者要分开。如果把苏联卷进来，那对苏联将很危险。教授说，李德这是针对你们党内当时希望转向北方背靠苏联战略提出的观点。从共产国际的立场说，李德也似乎有他充分的道理。教授的介绍，使我多了一层对历史的感悟。其实，我们习惯于从自己立场出发思考问题。在信息不充分和不对称的情况下，容易比较单向度地研究历史现象。如果我们了解了李德上述这样一个出发点，那对他当时如此固执地处理根据地政治军事问题，就会多了一个解。好在共产国际的历史档案，正大量被译成中文出版，许多历史真相都逐渐显露出来，这对李德和三十年代中国革命历史的研究，必然是个很大的推进。教授告诉我，李德人很聪明，工作极其认真负责。他一直工作到七十多岁才退休。他去世时，统一社会党的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出席了葬礼，规格很高。大家都为这样一个老革命家的离去表示真诚哀悼。
到了和教授告别的时候。我们像所有一见如故的老朋友那样，依依惜别。后来，我们十分频繁地通过互联网书写信件，交换看法。北京奥运会期间，彼德斯教授来信表示最诚挚的祝贺。当然，他也不断地要我提供最新的中国经济发展数字，以充实他对中国的研究。前不久，他的一部关于中国革命的书出版了，据说引起了德国左翼人士的热烈讨论。
祝福彼德斯教授，祝福我在德国结识的这位老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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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世界社会主义的走向问题，教授做了这样的解答：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走向问题，比较复杂。德国共产党有自己的传统。从十九世纪以来，就分裂成不同的派别。在你们中国也是如此，原来受共产国际的影响。比如在你们的大革命时期，陈独秀下台也是来自共产国际的影响。斯大林认为，中国已经有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可以不断革命达到成功。而像鲍罗廷这些人比较实际。他们认为中国很落后，比沙俄时期还要落后，大约处在中世纪的水平。无论你们的党，还是苏联和我们的统一社会党以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都在评价自己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平上存在问题，都是从政治性出发，而不是从经济前提出发。比如在我们民德，说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不可逆转的。但现在证明这是错的。主要还是对发展的前提认识不够。社会的文化基础到底怎么样？比如党和法的关系怎么样？没有文化基础，这些问题都解决不了。还是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我们的社会处在怎样的发展水平上。教授说，我问过你们社科院的同志，在中国到底怎么解释社会主义？这位中国学者回答说：是共产党领导。显然这太简单了。教授说，跟我的党员同志们反复说过，主要的不是看说什么，而要看中国在做什么，才能判断它的社会主义性质。
教授的话使我深有触动。自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败亡、世界范围内的冷战也似乎随之终结以来，特别是，当中国走上一条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之路时，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判别社会主义的争辩，在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们中间，便无时不已。在我接触的原德国统一社会党的老干部中，有很多人既赞扬中国的改革，欣羡中国取得的成就，又担忧中国出现的贫富差距、社会公正等问题。他们大多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研究当今中国的所有制成分和比例，从一些公布出来的统计数字中，推断自己的看法。的确，要使这些德国的老共产党人透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确看待中国的特殊国情和由特殊国情所引申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有着一定困难。除非，他们能深入近代中国历史和懂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发展，否则，对起话来，总有一层隔膜。但我认为，彼德斯教授还是点到了问题的根本，这就是，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之上，凭着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主观意志，是建立不起真正社会主义的。
谈话接近尾声，我本想庄重地感谢教授一下并告辞，不想，教授这时却随意讲起另一个我感兴趣的故事。教授说，在1968年至1975年他任职民德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中心时，奥托?布劳恩，也就是在中国非常著名的李德，曾在他领导下工作。教授说，李德多次同他回忆起在中国工作的情况。李德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到中国。在离开苏联前，得知王明对斯大林说，中国的革命形势很好，苏维埃根据地很壮大。但李德到了上海，在仔细研究了中国的革命形势和红色根据地的状况后，否定了王明的这个说法。他向共产国际如实汇报说，中国的苏维埃根据地没有那么大、那么多，形势也很严峻。事实上，李德是第一个实事求是地评价中国革命的人。李德曾坦白地回忆，那时在他的思想里，苏联是最重要的。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必须服从苏联的利益。他当时认为，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战争，不应该把苏联卷进来，两者要分开。如果把苏联卷进来，那对苏联将很危险。教授说，李德这是针对你们党内当时希望转向北方背靠苏联战略提出的观点。从共产国际的立场说，李德也似乎有他充分的道理。教授的介绍，使我多了一层对历史的感悟。其实，我们习惯于从自己立场出发思考问题。在信息不充分和不对称的情况下，容易比较单向度地研究历史现象。如果我们了解了李德上述这样一个出发点，那对他当时如此固执地处理根据地政治军事问题，就会多了一个解。好在共产国际的历史档案，正大量被译成中文出版，许多历史真相都逐渐显露出来，这对李德和三十年代中国革命历史的研究，必然是个很大的推进。教授告诉我，李德人很聪明，工作极其认真负责。他一直工作到七十多岁才退休。他去世时，统一社会党的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出席了葬礼，规格很高。大家都为这样一个老革命家的离去表示真诚哀悼。
到了和教授告别的时候。我们像所有一见如故的老朋友那样，依依惜别。后来，我们十分频繁地通过互联网书写信件，交换看法。北京奥运会期间，彼德斯教授来信表示最诚挚的祝贺。当然，他也不断地要我提供最新的中国经济发展数字，以充实他对中国的研究。前不久，他的一部关于中国革命的书出版了，据说引起了德国左翼人士的热烈讨论。
祝福彼德斯教授，祝福我在德国结识的这位老共产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