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迪克曼教授谈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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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乔夫虽然提了“公开性”，但他没有给我们档案。当时这件事是由昂纳克和哈格尔两个人负责，可见规格很高，用意也是非常明显的。他们指示我们认真列出这个名单，是因为这牵扯到我们党的五百多个干部。可以说，他们两人当时的目的有两个。第一向党内持怀疑态度的人证明，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第二向戈尔巴乔夫施加压力。你不是要搞“公开性”吗？这是有危险的。一个党如果没有一个有根据的名单，它就没有讲话的权利。这的确是个敏感的问题。这是我所知道的写这本书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党史写作过程中提出，要改变对中国共产党的评价。这也涉及到苏联共产党的历史问题。1988年时，民德和中国党的两党关系已经恢复。因此，不能不提出过去两党关系应如何评价的问题。我们已经认识到，不能完全按照党的领导人过去的说法，来写两党的历史关系。
听了迪克曼教授的阐述，我懂得了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史正本”撰写中遇到的“难题”。其实，所有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在书写自己党史“正本”时，都绕不过同样的问题，这是很无奈的事情。与苏联的历史瓜葛，以及苏联对这种瓜葛的态度，不能不影响后者的历史思维和文字表述。甚至，在历史瓜葛长期无法澄清的窘况下，东欧执政党不得不面对政治合法性的挑战。例如，波兰的“卡廷森林案”长期不能澄清，即使大量证据已经指认，是苏联处死了那些波兰军官，波党又多次要求苏方承认其事的情况下，苏方仍加以拖延。波兰国内的反对派抓住这个说辞，在国内争取民众舆论，给波党政治合法性带来巨大冲击。当叶利钦最终拿出档案，承认“卡廷森林案”是苏联所为时，已为时太晚了。波党在反对派的“轰击”之下，已气息奄奄，很快即失去了自己的执政地位。事实上，如果没有在东欧生活的经历，人们是很难体会苏联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力和威慑力的。1989年以前，如果失去苏联在政治、经济、军事和舆论上的支持，在冷战的大背景下，东欧国家很难存活。由此我们可以想象，东德党在自己历史编纂上的这些考虑，应该算是很有独立性的一个努力了。但即使如此，他们也必须顾及苏联的看法，看苏联的脸色，从而将问题处理得相当委婉。记得胡绳先生曾在一篇重要论文中指出，如果中国党在五十年代不是有意识地从苏联的影响下脱离开，提倡走自己的路，那中国也会同东欧国家的命运一样，在八十年代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动乱中，走向失败。这个话非常具有历史哲学味道。不谈政治、经济等这些大的方面，仅仅看东欧国家写自己党历史时的顾忌，就可以体会个中艰涩了。正如教授承认的那样，东德的党史虽不需经过苏共中央的批准，但统一社会党中央还是很注意，有意不写那些影响同苏联关系的东西。即使如此，苏联人仍可能对有些写法不满意。
在迪克曼教授讲述了德国统一社会党历史编撰的过程后，我也介绍了中共党史的写作情况。教授接着我的话题说，正如你刚才介绍的你们中共党史的编写情况一样，我们的党史也是由党中央组织并由中央批准的。因此，我们的党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材料，它同学者自己随便写的党史不一样。教授说，当然，经过了二十年，我们现在的评价也会有变化。我们会重新看待和思考一些问题。但总的看法没有改变。我们反思的东西，主要是有关我们党的经济政策和思想教育方面的某些东西。
教授指出，应该说，德国工人运动是具有特殊传统的。在德国工人运动的思想斗争中，历史评判起了很大作用。我们很早就有历史书，比如梅林就写过德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另一方面，德国工人阶级对理论问题也比较关注。他们会提出为什么有这样或那样的社会主义等问题。所以党史对工人运动的教育很大。教授说，我们的党史由中央委员会批准，复杂问题要由政治局来研究决定。真正的讨论是在政治局。他们讨论完了，交给中央委员会处理。中央委员会对党史问题比较了解，他们掌握了许多材料。因此，党史的批准不是什么复杂问题。另一方面，我们有一些党的报纸和杂志，也公布党史的有关问题，所以公开性比较大。在原则上，我们党史的写作者也可以在高级党校就党史问题做报告。这不需要得到中央的批准。如果报告人有丰富的经验和材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你自己独到的见解。关于对党史评价的不同意见，的确比较复杂。比如关于对苏联的评价就是这样。众所周知，苏联解放了我们。但后来情况的发展比较复杂。我们有一个主管经济的政治局委员，就因为在大的发展战略方面与苏联执有不同看法，合不来，结果自杀了。在我们党内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这就是，如果你同我们的领导人意见不一致，结果很可能是被撤职。因此，党内几乎没有不同的声音。问题总是显得很简单。这不正常。我们高级党校的校长当时是一位老资格的女干部。有一次，我同她发生意见分歧，结果我就被派到国外了一段时间，这样问题才过去。
作为一个中共历史的研究者和写作者，我非常想了解统一社会党在党史写作中是如何表述党在历史上犯过的错误，同时又是怎样评价和解释这些错误的方式？迪克曼教授回应说，关于如何评价我们党的错误的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德国工人运动有许多派别和组织。这就牵扯到怎么评价工人运动领导人的问题。我们党的历史或德国工人运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是呈上升趋势的，路线是比较正确的。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社会民主党同意参加战争。这导致了社民党的破产。这对以后德国共产党的建立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德国共产党没有力量建立一个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战线。那时德国共产党有30万党员，其中十分之一遭到了纳粹的屠杀。这提出了一个历史课题，就是为什么共产党不能阻止法西斯的上台？再一个问题就是八九事件。现在回过头来看，八九事件发生时，可以说，我们的党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是个有威望的党。当时许多国家的共产党，派人到我们的党校学习。他们认为，在我们的党校可以学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可是，以后我们却遭到这样一个大失败。一个基本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没有被彻底地坚持下来。另外，是出了叛徒，坏人不少。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半。另一半就是要研究，党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应该有一个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的自我批评。不管敌人怎么说，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有一个自己的研究。这个研究的结论，肯定是和敌人不一样的。现在有人说，敌人每天都在说我们的坏话，造成我们的被动。我们不应该这样认识问题。我们应该研究我们真正的错误，而不是他们如何讲我们。说到此，我可以看出教授可谓情动之以肺腑了。
教授接着说，关于你提出的对乌布利希和昂纳克两位党的领导人的评价问题。我们确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乌布利希在战略上是伟大的。他非常聪明，很有经验，在领导方面能力很强。他的弱点是，表面上不是一个可以随便接近和容易交谈的人。跟乌布利希比较起来，昂纳克的理论水平比较低，可他是一个很好的同志。他在纳粹监狱里坐了十年牢，没有时间读书。他最迟在1987年或1988年对戈尔巴乔夫的情况和企图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但昂纳克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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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乔夫虽然提了“公开性”，但他没有给我们档案。当时这件事是由昂纳克和哈格尔两个人负责，可见规格很高，用意也是非常明显的。他们指示我们认真列出这个名单，是因为这牵扯到我们党的五百多个干部。可以说，他们两人当时的目的有两个。第一向党内持怀疑态度的人证明，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第二向戈尔巴乔夫施加压力。你不是要搞“公开性”吗？这是有危险的。一个党如果没有一个有根据的名单，它就没有讲话的权利。这的确是个敏感的问题。这是我所知道的写这本书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党史写作过程中提出，要改变对中国共产党的评价。这也涉及到苏联共产党的历史问题。1988年时，民德和中国党的两党关系已经恢复。因此，不能不提出过去两党关系应如何评价的问题。我们已经认识到，不能完全按照党的领导人过去的说法，来写两党的历史关系。
听了迪克曼教授的阐述，我懂得了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史正本”撰写中遇到的“难题”。其实，所有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在书写自己党史“正本”时，都绕不过同样的问题，这是很无奈的事情。与苏联的历史瓜葛，以及苏联对这种瓜葛的态度，不能不影响后者的历史思维和文字表述。甚至，在历史瓜葛长期无法澄清的窘况下，东欧执政党不得不面对政治合法性的挑战。例如，波兰的“卡廷森林案”长期不能澄清，即使大量证据已经指认，是苏联处死了那些波兰军官，波党又多次要求苏方承认其事的情况下，苏方仍加以拖延。波兰国内的反对派抓住这个说辞，在国内争取民众舆论，给波党政治合法性带来巨大冲击。当叶利钦最终拿出档案，承认“卡廷森林案”是苏联所为时，已为时太晚了。波党在反对派的“轰击”之下，已气息奄奄，很快即失去了自己的执政地位。事实上，如果没有在东欧生活的经历，人们是很难体会苏联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力和威慑力的。1989年以前，如果失去苏联在政治、经济、军事和舆论上的支持，在冷战的大背景下，东欧国家很难存活。由此我们可以想象，东德党在自己历史编纂上的这些考虑，应该算是很有独立性的一个努力了。但即使如此，他们也必须顾及苏联的看法，看苏联的脸色，从而将问题处理得相当委婉。记得胡绳先生曾在一篇重要论文中指出，如果中国党在五十年代不是有意识地从苏联的影响下脱离开，提倡走自己的路，那中国也会同东欧国家的命运一样，在八十年代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动乱中，走向失败。这个话非常具有历史哲学味道。不谈政治、经济等这些大的方面，仅仅看东欧国家写自己党历史时的顾忌，就可以体会个中艰涩了。正如教授承认的那样，东德的党史虽不需经过苏共中央的批准，但统一社会党中央还是很注意，有意不写那些影响同苏联关系的东西。即使如此，苏联人仍可能对有些写法不满意。
在迪克曼教授讲述了德国统一社会党历史编撰的过程后，我也介绍了中共党史的写作情况。教授接着我的话题说，正如你刚才介绍的你们中共党史的编写情况一样，我们的党史也是由党中央组织并由中央批准的。因此，我们的党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材料，它同学者自己随便写的党史不一样。教授说，当然，经过了二十年，我们现在的评价也会有变化。我们会重新看待和思考一些问题。但总的看法没有改变。我们反思的东西，主要是有关我们党的经济政策和思想教育方面的某些东西。
教授指出，应该说，德国工人运动是具有特殊传统的。在德国工人运动的思想斗争中，历史评判起了很大作用。我们很早就有历史书，比如梅林就写过德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另一方面，德国工人阶级对理论问题也比较关注。他们会提出为什么有这样或那样的社会主义等问题。所以党史对工人运动的教育很大。教授说，我们的党史由中央委员会批准，复杂问题要由政治局来研究决定。真正的讨论是在政治局。他们讨论完了，交给中央委员会处理。中央委员会对党史问题比较了解，他们掌握了许多材料。因此，党史的批准不是什么复杂问题。另一方面，我们有一些党的报纸和杂志，也公布党史的有关问题，所以公开性比较大。在原则上，我们党史的写作者也可以在高级党校就党史问题做报告。这不需要得到中央的批准。如果报告人有丰富的经验和材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你自己独到的见解。关于对党史评价的不同意见，的确比较复杂。比如关于对苏联的评价就是这样。众所周知，苏联解放了我们。但后来情况的发展比较复杂。我们有一个主管经济的政治局委员，就因为在大的发展战略方面与苏联执有不同看法，合不来，结果自杀了。在我们党内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这就是，如果你同我们的领导人意见不一致，结果很可能是被撤职。因此，党内几乎没有不同的声音。问题总是显得很简单。这不正常。我们高级党校的校长当时是一位老资格的女干部。有一次，我同她发生意见分歧，结果我就被派到国外了一段时间，这样问题才过去。
作为一个中共历史的研究者和写作者，我非常想了解统一社会党在党史写作中是如何表述党在历史上犯过的错误，同时又是怎样评价和解释这些错误的方式？迪克曼教授回应说，关于如何评价我们党的错误的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德国工人运动有许多派别和组织。这就牵扯到怎么评价工人运动领导人的问题。我们党的历史或德国工人运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是呈上升趋势的，路线是比较正确的。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社会民主党同意参加战争。这导致了社民党的破产。这对以后德国共产党的建立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德国共产党没有力量建立一个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战线。那时德国共产党有30万党员，其中十分之一遭到了纳粹的屠杀。这提出了一个历史课题，就是为什么共产党不能阻止法西斯的上台？再一个问题就是八九事件。现在回过头来看，八九事件发生时，可以说，我们的党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是个有威望的党。当时许多国家的共产党，派人到我们的党校学习。他们认为，在我们的党校可以学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可是，以后我们却遭到这样一个大失败。一个基本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没有被彻底地坚持下来。另外，是出了叛徒，坏人不少。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半。另一半就是要研究，党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应该有一个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的自我批评。不管敌人怎么说，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有一个自己的研究。这个研究的结论，肯定是和敌人不一样的。现在有人说，敌人每天都在说我们的坏话，造成我们的被动。我们不应该这样认识问题。我们应该研究我们真正的错误，而不是他们如何讲我们。说到此，我可以看出教授可谓情动之以肺腑了。
教授接着说，关于你提出的对乌布利希和昂纳克两位党的领导人的评价问题。我们确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乌布利希在战略上是伟大的。他非常聪明，很有经验，在领导方面能力很强。他的弱点是，表面上不是一个可以随便接近和容易交谈的人。跟乌布利希比较起来，昂纳克的理论水平比较低，可他是一个很好的同志。他在纳粹监狱里坐了十年牢，没有时间读书。他最迟在1987年或1988年对戈尔巴乔夫的情况和企图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但昂纳克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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