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迪克曼教授谈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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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天还相信，苏联党有能力解决戈尔巴乔夫的问题。他深信，苏联共产党会把这个修正主义领导赶下台。他自己是这样想的。但他没有公开讲戈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昂纳克对阶级对立、阶级斗争问题认识比较狭隘。简单地说，他认为，只要有公有制度，大家都努力工作，所有问题就可以解决。他认为，每个人都有工作，有房子住，就解决了所有问题。这个想法是对的。但有些东西他没有看清楚，比如国际形势的发展，比如应该提高国家的劳动生产力等等，这些他没有看清楚。人人都有饭吃，固然是个好的想法。但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说到这里，一块参加谈话的原驻华大使罗尔夫?博瑟尔德讲了一个他亲见的故事：1966年4月份，民德驻华大使离任回国，罗尔夫陪同他会见了刘少奇和周恩来。刘少奇当时说，我们现在讨论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遇到了许多的社会主义，有我们的，你们的，苏联的，罗马尼亚的，阿尔巴尼亚的和印尼的。但我们不知道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刘少奇问周总理，你说是不是这样？当时周恩来没有作答，而是把话头叉了过去。罗尔夫大使提供的这个细节，颇有意味。它可以被看作一条史料，解读在1966年这个时段，社会主义国家党的领导人如何看待和研究社会主义问题，这是他们经过自己艰辛探索之后，针对着现实中的问题所发出的诘问。
下面的话题，转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迪克曼教授告诉我：他1959年到1961年当了兵，在空军服役。但因为个子太高，无法做飞行员，于是做雷达兵。当时他们认为，战争的确会发生。而如果战争开始，敌人第一个目标就是雷达。战士们当时说，坐在这里虽然很危险，但谁也打不败我们，因为我们后方可以一直到上海，都是社会主义整体。那时大家确有一个坚定的看法，就是民主德国虽处在同西方斗争的最前线，但他们打不败民主德国，因为民主德国有一直到上海这样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作后盾。但教授接着说，当年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争论，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好的事情。如果当时避免这种争论，共同探讨发展问题，那社会主义的情况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如果当时大家搞一个共同的战略，那今天的形势就大大不同了。今天研究这段历史，应该从这样的角度提出问题，应该从一个比较高的视角来研究这个问题。
教授指出，历史学家都知道，中国有最古老和不间断的历史传统。谁不了解这样的情况，他就要犯错误。你们1949年以后的情况和我们1945年以后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我们是被解放，你们是自己解放了自己。在我们德国，1945年以后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军事力量来维持它。在德国内部没有一个真正的反法西斯的军事力量。法西斯只有用军事的力量来打败它。所以可以理解，苏联为什么从1945年以后就对德国看得如此之严。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五十年代。这也是他们的权利。世界不能再发生那么大的战争。斯大林格勒死了那么多人，把一个国家都破坏了，是不能被轻易忽视和忘记的。所以苏联有权利对这里进行监视和看管。可是以后情况不一样了。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他们要我们做他们很好的同盟者，我们也这样做了，可我们的国家已经发生了变化，不是刚刚被解放和打败了法西斯的国家，我们应该有我们的独立性，我们也应该有我们的发言权。我们知道苏联比我们大多了，经验也多多了。但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是平等关系。应该有自己的利益，坚持自己的利益。你就是朋友，也要尊重对方。可是最终他们把我们卖出去了，我们什么也没有得到。
教授接着说，中国情况当然不一样。如果中国的北部是苏联解放的，而南方被资本主义占领，那会是怎样的情景呢？教授说，曾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在东柏林建一个天安门式的广场。我说不行，因为我们有西柏林，而你们没有西北京。在民德还存在的时候，西德实际上是怕共产主义的。他们也搞了一些社会福利式的东西，但大多是模仿我们。现在他们不怕了，就把那些东西又改掉了。因为没有民主德国作对比了。在两个德国对峙的最危险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狗的尾巴随着狗的身体动，而不是身体随着尾巴动。那时，我们是尾巴他们是身体。
讲到这里，我又问教授，在民主德国写党史，怎样看待和认识党史与国史的区分。教授说，关于国史与党史区别的问题，我们也研究过。我们是先搞党史，同时也研究我们的民族问题、文化传统问题、遗产问题等。这些同党史还不是一回事。在我们早期工人运动中，曾碰到封建主义的问题。同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是落后的。但那时出现的技术或文化问题，也要研究。
关于写党史时如何处理写上层决策和写社会层面关系的问题，教授是这样解答的：会议和文件当然是很重要的。我们在写党史时，会集中介绍每一次党代会的发展规划。让读者了解我们的发展规划实现了多少。这样写法，是培养我们的干部把党的决议同实际发展联系在一起。但这不意味着把所有文件都写进党史。重要的是，要让大家知道党的决策。
关于如何利用党的档案材料问题，教授告诉我：我们写党史的作者是可以看党中央的档案的。我们的马列研究院就负责保存党中央的档案。作者可以看到所有党的文件、会议以及回忆等的材料，例外的只是公安部的档案不能看。教授说，中央的档案一旦整理完毕，就都交到马列研究院了。所有关于党史的材料，都由马列研究院管理。只要参与写作，不管级别，都可以看。当然，不参与写作是不能看的。不过，如果作者写的东西用了档案材料，是否能发表出来，是另外一个问题。
这时，谈话显然已经到了尾声。突然间，教授从带来的大提袋里拿出了一大摞稿件。我一看，原来就是德国统一社会党历史“正本”的完成稿。除已经出版的第一卷，也就是我买到的那个大部头以外，还有其他三卷的稿子。原来，统一社会党的历史“正本”只出到第一卷，就赶上了剧变。党都没了，当然再没人管党史。于是后三卷就成了永久的打字稿。这时，我才知道，教授与我见面，还有另一层深意。他是这样对我说的：我有一个建议：如果你们需要这部历史，我愿意把它“借”给你。它可能是最后的保留在我们党员手里的手稿了。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如果在我死的时候，我们这里还没有出现一个真正的强有力的共产党的话，我愿意把我保存的我们党的另外一些东西，比如在我家里保存的我们高级党校的旗帜等，运到中国去。可我是乐观的。我相信到那时，我们这里会有一个真正的共产党。说到这里，教授神情肃穆，似乎在作一个庄重的托付。接着他语气沉重地说，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在评价历史和人物时，只看了他们如何说拥护社会主义，如何拥护党，而没有注重他们的行动。结果言辞是靠不住的，那些信誓旦旦的人，后来变成了叛徒。这是写历史要吸取的教训。真正的共产党员要靠自己的表现，而不是自己的宣称。
最后，他意味深长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让我很长很长时间留在脑际，就像刻成了字一样。他是这么说的：一个人要变成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需要很长的时间。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感觉，整个柏林都是那样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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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天还相信，苏联党有能力解决戈尔巴乔夫的问题。他深信，苏联共产党会把这个修正主义领导赶下台。他自己是这样想的。但他没有公开讲戈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昂纳克对阶级对立、阶级斗争问题认识比较狭隘。简单地说，他认为，只要有公有制度，大家都努力工作，所有问题就可以解决。他认为，每个人都有工作，有房子住，就解决了所有问题。这个想法是对的。但有些东西他没有看清楚，比如国际形势的发展，比如应该提高国家的劳动生产力等等，这些他没有看清楚。人人都有饭吃，固然是个好的想法。但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说到这里，一块参加谈话的原驻华大使罗尔夫?博瑟尔德讲了一个他亲见的故事：1966年4月份，民德驻华大使离任回国，罗尔夫陪同他会见了刘少奇和周恩来。刘少奇当时说，我们现在讨论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遇到了许多的社会主义，有我们的，你们的，苏联的，罗马尼亚的，阿尔巴尼亚的和印尼的。但我们不知道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刘少奇问周总理，你说是不是这样？当时周恩来没有作答，而是把话头叉了过去。罗尔夫大使提供的这个细节，颇有意味。它可以被看作一条史料，解读在1966年这个时段，社会主义国家党的领导人如何看待和研究社会主义问题，这是他们经过自己艰辛探索之后，针对着现实中的问题所发出的诘问。
下面的话题，转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迪克曼教授告诉我：他1959年到1961年当了兵，在空军服役。但因为个子太高，无法做飞行员，于是做雷达兵。当时他们认为，战争的确会发生。而如果战争开始，敌人第一个目标就是雷达。战士们当时说，坐在这里虽然很危险，但谁也打不败我们，因为我们后方可以一直到上海，都是社会主义整体。那时大家确有一个坚定的看法，就是民主德国虽处在同西方斗争的最前线，但他们打不败民主德国，因为民主德国有一直到上海这样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作后盾。但教授接着说，当年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争论，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好的事情。如果当时避免这种争论，共同探讨发展问题，那社会主义的情况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如果当时大家搞一个共同的战略，那今天的形势就大大不同了。今天研究这段历史，应该从这样的角度提出问题，应该从一个比较高的视角来研究这个问题。
教授指出，历史学家都知道，中国有最古老和不间断的历史传统。谁不了解这样的情况，他就要犯错误。你们1949年以后的情况和我们1945年以后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我们是被解放，你们是自己解放了自己。在我们德国，1945年以后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军事力量来维持它。在德国内部没有一个真正的反法西斯的军事力量。法西斯只有用军事的力量来打败它。所以可以理解，苏联为什么从1945年以后就对德国看得如此之严。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五十年代。这也是他们的权利。世界不能再发生那么大的战争。斯大林格勒死了那么多人，把一个国家都破坏了，是不能被轻易忽视和忘记的。所以苏联有权利对这里进行监视和看管。可是以后情况不一样了。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他们要我们做他们很好的同盟者，我们也这样做了，可我们的国家已经发生了变化，不是刚刚被解放和打败了法西斯的国家，我们应该有我们的独立性，我们也应该有我们的发言权。我们知道苏联比我们大多了，经验也多多了。但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是平等关系。应该有自己的利益，坚持自己的利益。你就是朋友，也要尊重对方。可是最终他们把我们卖出去了，我们什么也没有得到。
教授接着说，中国情况当然不一样。如果中国的北部是苏联解放的，而南方被资本主义占领，那会是怎样的情景呢？教授说，曾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在东柏林建一个天安门式的广场。我说不行，因为我们有西柏林，而你们没有西北京。在民德还存在的时候，西德实际上是怕共产主义的。他们也搞了一些社会福利式的东西，但大多是模仿我们。现在他们不怕了，就把那些东西又改掉了。因为没有民主德国作对比了。在两个德国对峙的最危险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狗的尾巴随着狗的身体动，而不是身体随着尾巴动。那时，我们是尾巴他们是身体。
讲到这里，我又问教授，在民主德国写党史，怎样看待和认识党史与国史的区分。教授说，关于国史与党史区别的问题，我们也研究过。我们是先搞党史，同时也研究我们的民族问题、文化传统问题、遗产问题等。这些同党史还不是一回事。在我们早期工人运动中，曾碰到封建主义的问题。同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是落后的。但那时出现的技术或文化问题，也要研究。
关于写党史时如何处理写上层决策和写社会层面关系的问题，教授是这样解答的：会议和文件当然是很重要的。我们在写党史时，会集中介绍每一次党代会的发展规划。让读者了解我们的发展规划实现了多少。这样写法，是培养我们的干部把党的决议同实际发展联系在一起。但这不意味着把所有文件都写进党史。重要的是，要让大家知道党的决策。
关于如何利用党的档案材料问题，教授告诉我：我们写党史的作者是可以看党中央的档案的。我们的马列研究院就负责保存党中央的档案。作者可以看到所有党的文件、会议以及回忆等的材料，例外的只是公安部的档案不能看。教授说，中央的档案一旦整理完毕，就都交到马列研究院了。所有关于党史的材料，都由马列研究院管理。只要参与写作，不管级别，都可以看。当然，不参与写作是不能看的。不过，如果作者写的东西用了档案材料，是否能发表出来，是另外一个问题。
这时，谈话显然已经到了尾声。突然间，教授从带来的大提袋里拿出了一大摞稿件。我一看，原来就是德国统一社会党历史“正本”的完成稿。除已经出版的第一卷，也就是我买到的那个大部头以外，还有其他三卷的稿子。原来，统一社会党的历史“正本”只出到第一卷，就赶上了剧变。党都没了，当然再没人管党史。于是后三卷就成了永久的打字稿。这时，我才知道，教授与我见面，还有另一层深意。他是这样对我说的：我有一个建议：如果你们需要这部历史，我愿意把它“借”给你。它可能是最后的保留在我们党员手里的手稿了。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如果在我死的时候，我们这里还没有出现一个真正的强有力的共产党的话，我愿意把我保存的我们党的另外一些东西，比如在我家里保存的我们高级党校的旗帜等，运到中国去。可我是乐观的。我相信到那时，我们这里会有一个真正的共产党。说到这里，教授神情肃穆，似乎在作一个庄重的托付。接着他语气沉重地说，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在评价历史和人物时，只看了他们如何说拥护社会主义，如何拥护党，而没有注重他们的行动。结果言辞是靠不住的，那些信誓旦旦的人，后来变成了叛徒。这是写历史要吸取的教训。真正的共产党员要靠自己的表现，而不是自己的宣称。
最后，他意味深长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让我很长很长时间留在脑际，就像刻成了字一样。他是这么说的：一个人要变成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需要很长的时间。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感觉，整个柏林都是那样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