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是谁加给我们的——欧洲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参观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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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上，战争、掠夺和大屠杀，曾无数次不幸发生过。然而，毁灭生灵最多也最残酷的，当属20世纪30年代崛起的法西斯主义所发动的世界性战争。从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者策动九一八事变始，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止，整个人类的伤亡数字超过了7000万。其中，中国死伤了3500万人；苏联则付出了2000多万人的伤亡代价。而在欧洲，德国法西斯一共屠杀了600万以上的犹太人。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正因为如此，记住战争、悼念死难者和审判战争罪犯才具有了普世意义。
2005年5月12日在柏林建成并揭幕的欧洲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群和纪念馆（英文名为THEMEMORIALTOTHEMURDEREDJEWSOFEUROPE），可以说为悼念被戕害的亡灵和教育后人作出了努力。它的出现，使得人们再次直面人类的伤痛，直面那些完全被莫须有的歧视、偏见和憎恨所荼毒的生灵。纪念碑群造型奇特，展览馆的布置和说明痛彻人心。不夸张地说，所有参观过它的人，只要是善良的、道义的、人性的，都会在走出纪念馆的那一刻，正确回答“苦难，是谁加给我们的”这一重大命题。
纪念碑和博物馆的建立，经过了德国联邦议会的长期辩论。议案最终的通过时间是1999年6月25日。建立欧洲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和纪念馆的动议，是由一位广告设计人李?卢斯最先提出的。他在1988年就倡议建立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他的建议得到了包括联邦德国前总理勃兰特以及犹太人大屠杀纪念协会的支持。最终，这个闻名世界的纪念碑群和纪念馆，选址在柏林市中心原纳粹总理府旧址之上。它距离德意志的民族标志勃兰登堡门及联邦议会仅一箭之遥。在这片寸土寸金而又深具历史内涵的地段建立纪念碑，不仅证明了它占地的贵重，更表现出修建者对它地位的尊崇。世界很多国家都在首都中心位置修建纪念碑，以缅怀自己的民族英雄。而德国人则痛心疾首，在首都的心脏处建起了有关自己民族历史污点的永久性碑碣。
当然，没有人试图把德国人民同法西斯分子划等号。真正的法西斯分子，只占德意志民族的小部分。但是，一个产生过法西斯狂热并导致极大罪恶的土地和生活其上的人，应该对自己的民族性进行反思。
但显然，一个民族要认识自己曾经有过的历史缺陷、历史错误甚至历史罪行并不容易。同样是犯有发动战争罪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至今还在推诿、塞责甚至否认他们对中国、亚洲其他国家和太平洋地区所进行的侵略。而就一般民众来说，战争所带来的苦难，几乎是同样巨大的。从1944年到1945年，当战场逐渐逼近第三帝国本土时，那些曾经是世界最重要也最知名的城市如柏林、德累斯顿等，几乎在日复一日的盟军轰炸中夷为平地；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则连续遭受两颗原子弹的轰击（据说，如果盟军的原子弹早些试制完成，可能首先投放的是德国工业城市德累斯顿。当时，盟军设想以毁灭式的大轰炸来彻底摧毁德军战斗意志）。一方面，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将苦难强加给了无辜的他国人民；另一方面，他们发动的战争也给自己民族带来巨大伤痛。由于这样的悖论，生活在这些国家里的人们，就处在一种心理困境中。他们经常殊自发问：我们自己到底算不算战争的受害者？
因为战败以及对犹太人、吉卜塞人等的种族大屠杀，在德国，“受害者”（VICTIMHOOD）一词始终是个民族禁忌。通常，人们避讳使用这个词，担心它造成政治上和语义上的麻烦。但即使如此，“受害者”的心理维度，在德国人中仍然是存在的。因为，在1945年前后，战争的确为苏占区和西方三国占领区民众带来了毁灭性打击。当时，因战争失去亲人的家庭无以计数；因战争被迫迁徙的人也以千万计（据统计约有1200万～1400万人），这些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1945年的冬天极为寒冷，可以想象，这些失去家园的人们，既缺少食物、薪火，又没有御寒之物，他们只能挣扎在死亡线边缘。战争虽结束了，但德国大部分城市已成一片废墟。据有关材料，在西方三国占领区，从1945年到1946年，人均日热量摄入刚刚达到一千大卡，比维持正常所需的2400卡要少一半以上。此外，大量的战争赔款和以拆卸工业设备抵偿战争赔款的行动，更使民众恢复生产、改善生活的希望大受挫折。在这种啼饥号寒、哀鸿遍野的窘况下，在一般德国人中产生“受害者”的想法和怨艾，于情理是自然的。由于这段悲惨的记忆，普通德国人中的这种“受害者”情结，甚至蔓延为集体性记忆。
既然是集体记忆，就有很大存在空间。硬性删除这种集体记忆，不是容易办到的。因此，民族性的反思教育，就变得十分必要。通过教育和反思，最终使普通德国民众懂得一个道理：“苦难，到底是谁加给我们的？”同时也要使人们觉悟到，如果德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受害者”，那么它实质是在道义上混淆了善恶；在历史上违背了真实；在责任上颠倒了轻重；在法律上认同了不公正的裁决。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有关“受害者”观念的争论，在德国从来没有停止过。不断有有识之士站出来，以自己的行为告诫国人，真正的受害者应该是那些死于法西斯屠刀下的人们。他们没有做错任何事，仅仅是因为种族问题、身份问题和作为国际法必须保护的战俘，就被残忍的成百上千万地剥夺了生命。这是人类进步行程中所不能容忍的。
最先站出来的，是被称为“1968年的一代”人。这代人出生在战后。在1968年前后成为大学生。他们大声疾呼，要德国人以更加开放的思维面对纳粹时代，反思纳粹给包括犹太人在内的整个世界带来的巨大伤痛。后来出任联邦德国总理的施罗德，就属于“1968年一代”的一员。他在成为德国总理后仍然坚持了自己的立场。他在一个公开讲话这样说到：“我们要纪念那些被德国屠杀的600万犹太人；我们要纪念那些在德国人发动的战争里成为牺牲者的上百万的欧洲和苏联人；只有在这之后，我们才可以提到由于战争带来苦难但却无法说出来的我们德国人自己。”
更为著名的事件是，德国总理勃兰特于1970年2月访问华沙时，在华沙犹太人死难纪念碑前的屈膝一跪。有人说，勃兰特那张下跪的照片，不仅显示了勃兰特的人格，更标志了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从纪念碑回到下榻处后，勃兰特对朋友说：“我几乎是不自主地跪了下去。因为当我站在纪念碑前，面对那些遭受如此巨大苦难的魂灵时，没有任何一个字或祈祷，可以由衷表达我所感到的沉痛和忏悔。”
1985年，西德总统理查德?魏萨克在议会发表讲话时也指出：德国人“反人类的罪行”，特别是实行大屠杀的这种“毁坏人类文明”的行为，必须成为西德人公共记忆的核心。
这些痛心疾首的自罪反思，代表了社会的良知，也主导了社会的心理趋向。进入九十年代，德国国内对法西斯主义加给人类灾难的思考，形成了更为强大的社会潮流。人们运用电影、电视和展览等手段，对法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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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上，战争、掠夺和大屠杀，曾无数次不幸发生过。然而，毁灭生灵最多也最残酷的，当属20世纪30年代崛起的法西斯主义所发动的世界性战争。从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者策动九一八事变始，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止，整个人类的伤亡数字超过了7000万。其中，中国死伤了3500万人；苏联则付出了2000多万人的伤亡代价。而在欧洲，德国法西斯一共屠杀了600万以上的犹太人。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正因为如此，记住战争、悼念死难者和审判战争罪犯才具有了普世意义。
2005年5月12日在柏林建成并揭幕的欧洲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群和纪念馆（英文名为THEMEMORIALTOTHEMURDEREDJEWSOFEUROPE），可以说为悼念被戕害的亡灵和教育后人作出了努力。它的出现，使得人们再次直面人类的伤痛，直面那些完全被莫须有的歧视、偏见和憎恨所荼毒的生灵。纪念碑群造型奇特，展览馆的布置和说明痛彻人心。不夸张地说，所有参观过它的人，只要是善良的、道义的、人性的，都会在走出纪念馆的那一刻，正确回答“苦难，是谁加给我们的”这一重大命题。
纪念碑和博物馆的建立，经过了德国联邦议会的长期辩论。议案最终的通过时间是1999年6月25日。建立欧洲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和纪念馆的动议，是由一位广告设计人李?卢斯最先提出的。他在1988年就倡议建立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他的建议得到了包括联邦德国前总理勃兰特以及犹太人大屠杀纪念协会的支持。最终，这个闻名世界的纪念碑群和纪念馆，选址在柏林市中心原纳粹总理府旧址之上。它距离德意志的民族标志勃兰登堡门及联邦议会仅一箭之遥。在这片寸土寸金而又深具历史内涵的地段建立纪念碑，不仅证明了它占地的贵重，更表现出修建者对它地位的尊崇。世界很多国家都在首都中心位置修建纪念碑，以缅怀自己的民族英雄。而德国人则痛心疾首，在首都的心脏处建起了有关自己民族历史污点的永久性碑碣。
当然，没有人试图把德国人民同法西斯分子划等号。真正的法西斯分子，只占德意志民族的小部分。但是，一个产生过法西斯狂热并导致极大罪恶的土地和生活其上的人，应该对自己的民族性进行反思。
但显然，一个民族要认识自己曾经有过的历史缺陷、历史错误甚至历史罪行并不容易。同样是犯有发动战争罪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至今还在推诿、塞责甚至否认他们对中国、亚洲其他国家和太平洋地区所进行的侵略。而就一般民众来说，战争所带来的苦难，几乎是同样巨大的。从1944年到1945年，当战场逐渐逼近第三帝国本土时，那些曾经是世界最重要也最知名的城市如柏林、德累斯顿等，几乎在日复一日的盟军轰炸中夷为平地；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则连续遭受两颗原子弹的轰击（据说，如果盟军的原子弹早些试制完成，可能首先投放的是德国工业城市德累斯顿。当时，盟军设想以毁灭式的大轰炸来彻底摧毁德军战斗意志）。一方面，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将苦难强加给了无辜的他国人民；另一方面，他们发动的战争也给自己民族带来巨大伤痛。由于这样的悖论，生活在这些国家里的人们，就处在一种心理困境中。他们经常殊自发问：我们自己到底算不算战争的受害者？
因为战败以及对犹太人、吉卜塞人等的种族大屠杀，在德国，“受害者”（VICTIMHOOD）一词始终是个民族禁忌。通常，人们避讳使用这个词，担心它造成政治上和语义上的麻烦。但即使如此，“受害者”的心理维度，在德国人中仍然是存在的。因为，在1945年前后，战争的确为苏占区和西方三国占领区民众带来了毁灭性打击。当时，因战争失去亲人的家庭无以计数；因战争被迫迁徙的人也以千万计（据统计约有1200万～1400万人），这些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1945年的冬天极为寒冷，可以想象，这些失去家园的人们，既缺少食物、薪火，又没有御寒之物，他们只能挣扎在死亡线边缘。战争虽结束了，但德国大部分城市已成一片废墟。据有关材料，在西方三国占领区，从1945年到1946年，人均日热量摄入刚刚达到一千大卡，比维持正常所需的2400卡要少一半以上。此外，大量的战争赔款和以拆卸工业设备抵偿战争赔款的行动，更使民众恢复生产、改善生活的希望大受挫折。在这种啼饥号寒、哀鸿遍野的窘况下，在一般德国人中产生“受害者”的想法和怨艾，于情理是自然的。由于这段悲惨的记忆，普通德国人中的这种“受害者”情结，甚至蔓延为集体性记忆。
既然是集体记忆，就有很大存在空间。硬性删除这种集体记忆，不是容易办到的。因此，民族性的反思教育，就变得十分必要。通过教育和反思，最终使普通德国民众懂得一个道理：“苦难，到底是谁加给我们的？”同时也要使人们觉悟到，如果德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受害者”，那么它实质是在道义上混淆了善恶；在历史上违背了真实；在责任上颠倒了轻重；在法律上认同了不公正的裁决。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有关“受害者”观念的争论，在德国从来没有停止过。不断有有识之士站出来，以自己的行为告诫国人，真正的受害者应该是那些死于法西斯屠刀下的人们。他们没有做错任何事，仅仅是因为种族问题、身份问题和作为国际法必须保护的战俘，就被残忍的成百上千万地剥夺了生命。这是人类进步行程中所不能容忍的。
最先站出来的，是被称为“1968年的一代”人。这代人出生在战后。在1968年前后成为大学生。他们大声疾呼，要德国人以更加开放的思维面对纳粹时代，反思纳粹给包括犹太人在内的整个世界带来的巨大伤痛。后来出任联邦德国总理的施罗德，就属于“1968年一代”的一员。他在成为德国总理后仍然坚持了自己的立场。他在一个公开讲话这样说到：“我们要纪念那些被德国屠杀的600万犹太人；我们要纪念那些在德国人发动的战争里成为牺牲者的上百万的欧洲和苏联人；只有在这之后，我们才可以提到由于战争带来苦难但却无法说出来的我们德国人自己。”
更为著名的事件是，德国总理勃兰特于1970年2月访问华沙时，在华沙犹太人死难纪念碑前的屈膝一跪。有人说，勃兰特那张下跪的照片，不仅显示了勃兰特的人格，更标志了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从纪念碑回到下榻处后，勃兰特对朋友说：“我几乎是不自主地跪了下去。因为当我站在纪念碑前，面对那些遭受如此巨大苦难的魂灵时，没有任何一个字或祈祷，可以由衷表达我所感到的沉痛和忏悔。”
1985年，西德总统理查德?魏萨克在议会发表讲话时也指出：德国人“反人类的罪行”，特别是实行大屠杀的这种“毁坏人类文明”的行为，必须成为西德人公共记忆的核心。
这些痛心疾首的自罪反思，代表了社会的良知，也主导了社会的心理趋向。进入九十年代，德国国内对法西斯主义加给人类灾难的思考，形成了更为强大的社会潮流。人们运用电影、电视和展览等手段，对法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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