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是谁加给我们的——欧洲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参观有感
『如果章节错误，点此举报』
第(2/3)页
德国的残酷、暴虐及疯狂做了充分展示。1995年，一个名为“毁灭战—德国国防军的罪行：1941-1944”的展览曾轰动一时。这个展览在德国和奥地利各个城市里展出。它以无法辩驳的事实和影像材料告诉人们，普通德国国防军（即“WEHRMACHT”。他们不是盖世太保，也不是专门执行处理和屠杀纳粹占领区犹太人、战俘的特种警察部队即“SS”，而是在法西斯分子夺得政权以前就建立的德国正规军）是多么广泛地参与了对犹太人和苏联战俘的大屠杀。他们甚至仅仅出于怀疑，就随便处决那些被认为是游击队的占领区民众。这种屠杀的规模，都在万人以上。1996年，丹尼尔?戈德哈根的著作《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一书出版。这本书引起了学术界和社会的巨大反响。它以大量原始档案和确凿证据表明，在希特勒统治下，排犹倾向是一般德国人的典型特征。戈德哈根说：这种排犹主义几乎构成了20世纪德国的历史。它表现在：“对犹太人的偏见成为一种强迫观念，达到了不正常的程度。德国社会的一切毛病和缺陷都归咎于犹太人。这种排犹主义，其主张是异常激烈的，往往倾向于暴力。”由此，戈德哈根断言，德国人参与屠杀犹太人是自愿的，并非在纳粹分子的强迫之下。
充分的证据使德国人认识到，法西斯摧残人类的罪行，并不仅仅是一般想象中纳粹特种警察部队在集中营或死亡营里干的那些勾当，而是整个德军在侵略推进中随时随地进行的屠杀（RUN-OF-THE-MILL）。甚至，普通德国民众在反犹浪潮中也充当了加害者的角色。由此，德国人开始丢弃原来坚持的所谓“干净的战争”的观念，将战争和对犹太人、吉普赛人、战俘的野蛮屠杀联系在一起。
的确，那决不是一场“干净”的战争。根据今天的研究，希特勒侵略波兰和实施他所谓的“巴巴罗萨”计划，真正意图并非以军事为主，而是经济目的大于军事目的。纳粹德国当时设想，在发动战争之后，其战略动作主要是施加对东欧和苏联的经济掠夺。这些经济掠夺，又主要以当地的粮食、工业设备、战略资源和劳动力为目标。与人们的想象刚好相反，当时，纳粹德国发动战争并非因经济力飞速膨胀、积攒下了巨大的财物力储备，而恰恰因为处在深幅的经济衰落中，才试图以发动战争来解脱困境。
这就决定了战争的“肮脏性”。战前，希特勒曾大肆谈论过美国的移民经验，声称要把伏尔加河变为德国的密西西比河。纳粹德国当时设想，要大量向波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移民，迁出波兰人口的80%～85%，乌克兰人口的64%，白俄罗斯人口的75%，然后将德国人移往上述地区。他们甚至计算出德国移民的人口密度应为每平方公里80人。这远远低于了德国1939年时每平方公里133人的人口密度。为实现这个移民计划，被迁出的当地人口将被分成两部分：有劳动能力者将作为奴隶为纳粹德国服苦役；而老弱病残和孩童，则被投入毒气室。因波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为犹太人聚居地，所以，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主要发生在这些地区。
1941年6月中旬，也即在侵苏的“巴巴罗萨”计划发动一周前，党卫军头领希姆莱在对特种警察部队的训示中，提出了即将出现的所谓“种族战”。他当时已经估计到，“由于战争行动和粮食问题，将有2000万到3000万斯拉夫人会死亡”。当年11月，第三帝国元帅格林对墨索里尼的外交部长西亚诺（CIANO）宣称：“德国占领苏联所面对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处理2000万到3000万饥饿的当地人”。这两个纳粹德国的大战犯，此时已露出凶险的杀机。
任何以侵略为目的的战争，都必然伴随着大规模屠杀、掠夺和种族灭绝。德意法西斯入侵几乎整个欧洲、日本法西斯入侵中国和亚洲的大部分，造成几千万无辜生命被剥夺的惨剧和至今仍无法计数的财产损失。他们不仅葬送了人性，也亵渎了所有人类用于形容“净洁”的语汇。这个道理几乎毋需解释。德国人从“肮脏”战争所带来的可怕后果中醒悟：比起大规模的对犹太人、吉卜赛人和战俘的杀戮，自己因战争所遭受的苦难，不仅不是数量上的区别，更在性质上迥然不同。长久而痛苦的反思最终告诉他们：无论死难的犹太人、吉卜赛人和大量遭屠杀的战俘，还是德国人民自己，人们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期所遭受的苦难，根本上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德意志民族的自身缺陷以及由这个缺陷所导致的法西斯主义和战争发动者！正因为如此，在德国，没有人质疑1945年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战犯的四项指控：阴谋策划实施威胁和平的犯罪；计划发动侵略战争的犯罪；实施战争的犯罪和反人类的犯罪。
良知和良心，是社会心理正常发展的基础。扭曲的心态往往衍生变形的社会行为。而良知和良心，就社会整体塑造而言，是需要不断激励和维护的。一个民族意识的进步，同社会良心和良知的弘扬关系紧密相连。如果没有上述反思去唤醒社会良知并使之坚定起来，德国社会将永远不敢面对自己耻辱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说，柏林欧洲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群的设计，正是唤起德国人民乃至所有参观者良心与良知的一个功德碑。
在议会通过建立欧洲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的议案之后，德国人最终为这个纪念地的构筑，选择了美国建筑师彼德?艾森曼的方案。艾森曼的方案的确别出心裁。他为纪念地设计了一个墓碑群。这个墓碑群由2711块高低错落、犹如墓穴的深灰色混凝土长方块组成。它们各自长2.38米，宽0.95米。其中有303块碑高超过4米；有569块碑高在3-4米之间；数量最多的是高1-2米的矮碑，共有869块。每一块混凝土碑的重量大约为8吨，而最高大者有16吨之重。它们就是这样以外围低、中间高的形制，组成了一片灰色的墓碑林。灰色，代表了沉重和悲哀，而长方形的混凝土群体铸造，则象征了死去的千千万万无辜者。人们可以从碑群的各个方向走到它的深处。当你来到碑群的中心，被一个个深灰色混凝土方块包围的时候，你会感到前所未有的压抑和悲沉，不自禁地想起那些死于非命的人们。如果是在夜晚，由祭奠者留下的一簇簇蜡烛，在昏暗中变成了星星萤火，更营造了墓地式的肃穆气氛。碑群的设计理念没有离开传统，仍然直观地告诉人们这是一片墓地；但它又没有使用任何象征性符号，只是用一个个深暗色调的混凝土块来引发拜谒者的联想。建筑师艾森曼在解释他的设计理念时讲到，他希望人们在走进或离开碑群时，能够找到自己对碑群意义的理解。的确，每个走进碑群的人，都会为沉重所包裹；而当走出碑群时，人们的心仍然是抽紧的，在很长时间里无法摆脱压抑的氛围、忘却对死难者的牵挂。尽管碑群外面阳光灿烂，但心中的阴影却无法被快速驱散。可能，这正是设计者为纪念碑群营造的特殊魅力。
其实，从接受学的角度讲，只有给祭奠者心中留下不能抹去的记忆，才达到了纪念的最终目的。大屠杀已经过去了六十余年，并且它将离今天越来越远，越来越为后人生疏、淡忘。于是，怎样使德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不忘过去，便成为纪念地设计的核
(本章未完,请翻页)
第(2/3)页
德国的残酷、暴虐及疯狂做了充分展示。1995年，一个名为“毁灭战—德国国防军的罪行：1941-1944”的展览曾轰动一时。这个展览在德国和奥地利各个城市里展出。它以无法辩驳的事实和影像材料告诉人们，普通德国国防军（即“WEHRMACHT”。他们不是盖世太保，也不是专门执行处理和屠杀纳粹占领区犹太人、战俘的特种警察部队即“SS”，而是在法西斯分子夺得政权以前就建立的德国正规军）是多么广泛地参与了对犹太人和苏联战俘的大屠杀。他们甚至仅仅出于怀疑，就随便处决那些被认为是游击队的占领区民众。这种屠杀的规模，都在万人以上。1996年，丹尼尔?戈德哈根的著作《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一书出版。这本书引起了学术界和社会的巨大反响。它以大量原始档案和确凿证据表明，在希特勒统治下，排犹倾向是一般德国人的典型特征。戈德哈根说：这种排犹主义几乎构成了20世纪德国的历史。它表现在：“对犹太人的偏见成为一种强迫观念，达到了不正常的程度。德国社会的一切毛病和缺陷都归咎于犹太人。这种排犹主义，其主张是异常激烈的，往往倾向于暴力。”由此，戈德哈根断言，德国人参与屠杀犹太人是自愿的，并非在纳粹分子的强迫之下。
充分的证据使德国人认识到，法西斯摧残人类的罪行，并不仅仅是一般想象中纳粹特种警察部队在集中营或死亡营里干的那些勾当，而是整个德军在侵略推进中随时随地进行的屠杀（RUN-OF-THE-MILL）。甚至，普通德国民众在反犹浪潮中也充当了加害者的角色。由此，德国人开始丢弃原来坚持的所谓“干净的战争”的观念，将战争和对犹太人、吉普赛人、战俘的野蛮屠杀联系在一起。
的确，那决不是一场“干净”的战争。根据今天的研究，希特勒侵略波兰和实施他所谓的“巴巴罗萨”计划，真正意图并非以军事为主，而是经济目的大于军事目的。纳粹德国当时设想，在发动战争之后，其战略动作主要是施加对东欧和苏联的经济掠夺。这些经济掠夺，又主要以当地的粮食、工业设备、战略资源和劳动力为目标。与人们的想象刚好相反，当时，纳粹德国发动战争并非因经济力飞速膨胀、积攒下了巨大的财物力储备，而恰恰因为处在深幅的经济衰落中，才试图以发动战争来解脱困境。
这就决定了战争的“肮脏性”。战前，希特勒曾大肆谈论过美国的移民经验，声称要把伏尔加河变为德国的密西西比河。纳粹德国当时设想，要大量向波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移民，迁出波兰人口的80%～85%，乌克兰人口的64%，白俄罗斯人口的75%，然后将德国人移往上述地区。他们甚至计算出德国移民的人口密度应为每平方公里80人。这远远低于了德国1939年时每平方公里133人的人口密度。为实现这个移民计划，被迁出的当地人口将被分成两部分：有劳动能力者将作为奴隶为纳粹德国服苦役；而老弱病残和孩童，则被投入毒气室。因波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为犹太人聚居地，所以，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主要发生在这些地区。
1941年6月中旬，也即在侵苏的“巴巴罗萨”计划发动一周前，党卫军头领希姆莱在对特种警察部队的训示中，提出了即将出现的所谓“种族战”。他当时已经估计到，“由于战争行动和粮食问题，将有2000万到3000万斯拉夫人会死亡”。当年11月，第三帝国元帅格林对墨索里尼的外交部长西亚诺（CIANO）宣称：“德国占领苏联所面对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处理2000万到3000万饥饿的当地人”。这两个纳粹德国的大战犯，此时已露出凶险的杀机。
任何以侵略为目的的战争，都必然伴随着大规模屠杀、掠夺和种族灭绝。德意法西斯入侵几乎整个欧洲、日本法西斯入侵中国和亚洲的大部分，造成几千万无辜生命被剥夺的惨剧和至今仍无法计数的财产损失。他们不仅葬送了人性，也亵渎了所有人类用于形容“净洁”的语汇。这个道理几乎毋需解释。德国人从“肮脏”战争所带来的可怕后果中醒悟：比起大规模的对犹太人、吉卜赛人和战俘的杀戮，自己因战争所遭受的苦难，不仅不是数量上的区别，更在性质上迥然不同。长久而痛苦的反思最终告诉他们：无论死难的犹太人、吉卜赛人和大量遭屠杀的战俘，还是德国人民自己，人们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期所遭受的苦难，根本上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德意志民族的自身缺陷以及由这个缺陷所导致的法西斯主义和战争发动者！正因为如此，在德国，没有人质疑1945年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战犯的四项指控：阴谋策划实施威胁和平的犯罪；计划发动侵略战争的犯罪；实施战争的犯罪和反人类的犯罪。
良知和良心，是社会心理正常发展的基础。扭曲的心态往往衍生变形的社会行为。而良知和良心，就社会整体塑造而言，是需要不断激励和维护的。一个民族意识的进步，同社会良心和良知的弘扬关系紧密相连。如果没有上述反思去唤醒社会良知并使之坚定起来，德国社会将永远不敢面对自己耻辱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说，柏林欧洲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群的设计，正是唤起德国人民乃至所有参观者良心与良知的一个功德碑。
在议会通过建立欧洲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的议案之后，德国人最终为这个纪念地的构筑，选择了美国建筑师彼德?艾森曼的方案。艾森曼的方案的确别出心裁。他为纪念地设计了一个墓碑群。这个墓碑群由2711块高低错落、犹如墓穴的深灰色混凝土长方块组成。它们各自长2.38米，宽0.95米。其中有303块碑高超过4米；有569块碑高在3-4米之间；数量最多的是高1-2米的矮碑，共有869块。每一块混凝土碑的重量大约为8吨，而最高大者有16吨之重。它们就是这样以外围低、中间高的形制，组成了一片灰色的墓碑林。灰色，代表了沉重和悲哀，而长方形的混凝土群体铸造，则象征了死去的千千万万无辜者。人们可以从碑群的各个方向走到它的深处。当你来到碑群的中心，被一个个深灰色混凝土方块包围的时候，你会感到前所未有的压抑和悲沉，不自禁地想起那些死于非命的人们。如果是在夜晚，由祭奠者留下的一簇簇蜡烛，在昏暗中变成了星星萤火，更营造了墓地式的肃穆气氛。碑群的设计理念没有离开传统，仍然直观地告诉人们这是一片墓地；但它又没有使用任何象征性符号，只是用一个个深暗色调的混凝土块来引发拜谒者的联想。建筑师艾森曼在解释他的设计理念时讲到，他希望人们在走进或离开碑群时，能够找到自己对碑群意义的理解。的确，每个走进碑群的人，都会为沉重所包裹；而当走出碑群时，人们的心仍然是抽紧的，在很长时间里无法摆脱压抑的氛围、忘却对死难者的牵挂。尽管碑群外面阳光灿烂，但心中的阴影却无法被快速驱散。可能，这正是设计者为纪念碑群营造的特殊魅力。
其实，从接受学的角度讲，只有给祭奠者心中留下不能抹去的记忆，才达到了纪念的最终目的。大屠杀已经过去了六十余年，并且它将离今天越来越远，越来越为后人生疏、淡忘。于是，怎样使德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不忘过去，便成为纪念地设计的核
(本章未完,请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