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处理理论意识形态问题的两项思考——苏共垮台经验教训思考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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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得越来越封闭和保守了。它不愿意听取批评，更不愿意轻易揭露自己的错误。在他们看来，揭露错误等于自我拆台。更不明智的是，他们还极力把历史垄断起来，不让人们了解真相，甚至编造虚假的历史。例如，一部《联共（布）党史》，精神主旨就在树立斯大林的个人威望。读过《联共党史》的人，只能从中得到斯大林从没有犯过错误，联共一贯正确的印象。
当然，一贯正确的人和事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的。斯大林的错误和苏共的错误，也无法被永远隐藏起来。而掩盖错误的结果，就是“公开性”里发生的激烈反弹。人们因为被欺骗和愚弄了，于是他们有理由不相信这部“历史”，进而，他们对所有苏联官方编写的历史，也都不再相信了。这种在苏联民众中的逆反情绪，使苏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遭到极大破坏。假的历史更易于被人“妖魔化”。人们长期建立起来的信仰，在短时间内轰然坍塌了。
这个教训对还在执政的共产党说来，非常重要。说自己永远正确不犯错误，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历史更不能被随心所欲地涂抹。涂抹的结果，是引起更大的怀疑。一个郑重的党，必须学会从对历史的真实叙述和分析中，获得人民的认同、信服和支持。问题在于，怎样分析自己的错误和“找寻”犯错误的原因？怎样确定对这种“找寻”尺度的把握？同时，在怎样的时机进行对错误的分析才最为有利？等等，都需要加以研究。
如果说，共产党从根本上就是为一己私利而存在，那是荒谬的。之所以荒谬，是因为它不符合基本的历史真实。中国近现代百年的历史证明，中国人经历了三个“不可逆转”：革命不可逆转；社会主义不可逆转；改革不可逆转。在这三个“不可逆转”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擎大旗者。它立于历史潮头，代表和引导着时代的先进力量。无论承担多大的牺牲，它都勇敢地坚强地走下去。其实，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最重要的基础。要让人们理解这些不能改变的历史事实，讲透其中的道理，让所有中国人包括今天的青年人信奉它，是极为重要的。
至于党犯的错误，则表现为理论意识形态中更为敏感的部分。承认错误和解释错误，是历史阐述必要的两面。重要的是，不但要承认错误，更要分析和解释犯错误的原因。例如，你必须深刻合理地说明：“既然共产党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谋利益的，那它为什么会犯那样严重的错误”之类的问题？
说到“好心办坏事”，人们还是会将信将疑。当人在纷繁的历史现场进行活动时，主观与客观相分离的现象是难以避免的。实事求是虽好，但并不是时时处处都能轻易做到。因而，有好动机也不能保证不办坏事。那么，什么才是避免好心办坏事的保证呢？
制度（不是指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而是指体制）。尽管导致错误的原因有许多，比如思想意识落后于现实、理论修养没有达到相应高度、国内外压力所造成的紧张等等，都会导致执政过程中的错误。但执政者犯错误的最重要原因，还是缺乏对犯错误具有约束力的制度，例如党内民主制度与国家法律制度。所以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的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
严肃的苏联历史学家也是在制度层面上对苏共历史问题进行分析的。针对“公开性”中提出许多问题，他们指出：“这种研究（按指所谓揭露斯大林曾是沙皇暗探局的奸细等说法）的意图显然是想把斯大林设想成阴险狡猾、精神不健全、道德精神品质卑劣的人，可以把一切罪过都归结给他。……但是，制度本身却与此毫无关系。我们所有的不幸就在于领袖的个人品质……如果明确地说，就是许多人希望牺牲斯大林来拯救斯大林主义。但这却意味着回避了问题的基本实质，绕过了这样一个问题：斯大林在多大程度上是其执政期间强化了的制度的缔造者且同时又是这个制度的产物？”
事实上，用所谓“道德品质”、“性格人格”等来解读历史事件，最终是苍白无力的。其道理是，历史的真正轨迹，不是由某个历史人物的品质和性格决定的。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最根本的还在于苏联制度自身。毛泽东就说过，在西方国家，斯大林这样的错误不可能发生。这是发人深省之论。因此，从个人性格、领袖意志乃至历史恩怨来叙写历史，是无法令人信服的。它们能暂时刺激人们的感官，却不能让人心服口服。例如当下海外风行的《晚年周恩来》一书，虽引用大量未公开的档案，对毛、周之间关系深文周纳，但最终还会引起人们怀疑：历史的真貌是这个样子吗？人的历史活动应不应该遵循一定的政治规则？革命者的品质是否真的是这样龌龊？除了毛、周，还有别人在历史舞台上活动吗？等等。读过此书的人，会感到作者立意很难解。据说，香港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这部《晚年周恩来》，不能算作学术著作。
这件事告诉我们，人民所认同的历史，不是偏狭的个人恩怨，也不是无源之水的党内残酷斗争。它应来源于对历史过程的深刻制度分析。它要找到活动于历史舞台上的领袖和人民真正的思想动机。站在今天的角度，其实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党经受历史曲折的原因。我们并不缺乏对历史的大量文字表述，可在多得无数的历史、党史教科书中，却缺少对错误的制度原因分析。只有科学合理、缜密有据的历史分析，才称得上“信史”。作为理论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史问题时刻影响着今天人们的思想和活动。这就是马克思说过的“死人抓住活人”。你不讲，有人会讲；你讲得不深刻，就有人用“故事”来争夺市场。
在对苏联党失败原因进行考察时，一个关于历史“颠覆政治”的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历史作用发生的时机。根据苏联的教训，当国家经济状态低迷，人民生活水准下降，群众已对社会产生不满时，历史问题的提出，便会同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汇合在一起，形成对党的威信的巨大破坏力量。可见，处理历史问题的深入、合宜、得体、适当、宽松等等，是社会意识形态操作的重要方面。据此，我们也应该正确处理党史写作与宣传的时机。在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改善的状态下，让人民在更深入的层面上了解党的历史，以增加人们的“思想免疫力”。相反，在社会稳定、政治宽松的条件下，即使某种“好心”的“讳莫如深”和并非认真地对历史的总结，都是不利于从历史中汲取教训，也不利于最终的社会稳定的。
时代在发展。历史正在开始新的延续。因而，不应让历史“包袱”再阻碍新的历史进程。因此，从意识形态的政治操作上说，应引导人们更深入地了解历史而不是相反。要让人们更深入地了解党的历史的本然和所以然，从错误中汲取教训，这极为重要。时代的推进和社会的成熟化昭告我们：最安全的政策其实也就是透明和充分发挥民主的政策。
二、关于如何杜绝主流意识形态的“贬值”问题
同上节立意相关，我们还须从另一个角度研究意识形态的有效性问题。这就是如何杜绝政治意识形态的贬值。
政治意识形态有没有“贬值”现象，值得我们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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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得越来越封闭和保守了。它不愿意听取批评，更不愿意轻易揭露自己的错误。在他们看来，揭露错误等于自我拆台。更不明智的是，他们还极力把历史垄断起来，不让人们了解真相，甚至编造虚假的历史。例如，一部《联共（布）党史》，精神主旨就在树立斯大林的个人威望。读过《联共党史》的人，只能从中得到斯大林从没有犯过错误，联共一贯正确的印象。
当然，一贯正确的人和事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的。斯大林的错误和苏共的错误，也无法被永远隐藏起来。而掩盖错误的结果，就是“公开性”里发生的激烈反弹。人们因为被欺骗和愚弄了，于是他们有理由不相信这部“历史”，进而，他们对所有苏联官方编写的历史，也都不再相信了。这种在苏联民众中的逆反情绪，使苏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遭到极大破坏。假的历史更易于被人“妖魔化”。人们长期建立起来的信仰，在短时间内轰然坍塌了。
这个教训对还在执政的共产党说来，非常重要。说自己永远正确不犯错误，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历史更不能被随心所欲地涂抹。涂抹的结果，是引起更大的怀疑。一个郑重的党，必须学会从对历史的真实叙述和分析中，获得人民的认同、信服和支持。问题在于，怎样分析自己的错误和“找寻”犯错误的原因？怎样确定对这种“找寻”尺度的把握？同时，在怎样的时机进行对错误的分析才最为有利？等等，都需要加以研究。
如果说，共产党从根本上就是为一己私利而存在，那是荒谬的。之所以荒谬，是因为它不符合基本的历史真实。中国近现代百年的历史证明，中国人经历了三个“不可逆转”：革命不可逆转；社会主义不可逆转；改革不可逆转。在这三个“不可逆转”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擎大旗者。它立于历史潮头，代表和引导着时代的先进力量。无论承担多大的牺牲，它都勇敢地坚强地走下去。其实，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最重要的基础。要让人们理解这些不能改变的历史事实，讲透其中的道理，让所有中国人包括今天的青年人信奉它，是极为重要的。
至于党犯的错误，则表现为理论意识形态中更为敏感的部分。承认错误和解释错误，是历史阐述必要的两面。重要的是，不但要承认错误，更要分析和解释犯错误的原因。例如，你必须深刻合理地说明：“既然共产党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谋利益的，那它为什么会犯那样严重的错误”之类的问题？
说到“好心办坏事”，人们还是会将信将疑。当人在纷繁的历史现场进行活动时，主观与客观相分离的现象是难以避免的。实事求是虽好，但并不是时时处处都能轻易做到。因而，有好动机也不能保证不办坏事。那么，什么才是避免好心办坏事的保证呢？
制度（不是指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而是指体制）。尽管导致错误的原因有许多，比如思想意识落后于现实、理论修养没有达到相应高度、国内外压力所造成的紧张等等，都会导致执政过程中的错误。但执政者犯错误的最重要原因，还是缺乏对犯错误具有约束力的制度，例如党内民主制度与国家法律制度。所以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的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
严肃的苏联历史学家也是在制度层面上对苏共历史问题进行分析的。针对“公开性”中提出许多问题，他们指出：“这种研究（按指所谓揭露斯大林曾是沙皇暗探局的奸细等说法）的意图显然是想把斯大林设想成阴险狡猾、精神不健全、道德精神品质卑劣的人，可以把一切罪过都归结给他。……但是，制度本身却与此毫无关系。我们所有的不幸就在于领袖的个人品质……如果明确地说，就是许多人希望牺牲斯大林来拯救斯大林主义。但这却意味着回避了问题的基本实质，绕过了这样一个问题：斯大林在多大程度上是其执政期间强化了的制度的缔造者且同时又是这个制度的产物？”
事实上，用所谓“道德品质”、“性格人格”等来解读历史事件，最终是苍白无力的。其道理是，历史的真正轨迹，不是由某个历史人物的品质和性格决定的。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最根本的还在于苏联制度自身。毛泽东就说过，在西方国家，斯大林这样的错误不可能发生。这是发人深省之论。因此，从个人性格、领袖意志乃至历史恩怨来叙写历史，是无法令人信服的。它们能暂时刺激人们的感官，却不能让人心服口服。例如当下海外风行的《晚年周恩来》一书，虽引用大量未公开的档案，对毛、周之间关系深文周纳，但最终还会引起人们怀疑：历史的真貌是这个样子吗？人的历史活动应不应该遵循一定的政治规则？革命者的品质是否真的是这样龌龊？除了毛、周，还有别人在历史舞台上活动吗？等等。读过此书的人，会感到作者立意很难解。据说，香港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这部《晚年周恩来》，不能算作学术著作。
这件事告诉我们，人民所认同的历史，不是偏狭的个人恩怨，也不是无源之水的党内残酷斗争。它应来源于对历史过程的深刻制度分析。它要找到活动于历史舞台上的领袖和人民真正的思想动机。站在今天的角度，其实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党经受历史曲折的原因。我们并不缺乏对历史的大量文字表述，可在多得无数的历史、党史教科书中，却缺少对错误的制度原因分析。只有科学合理、缜密有据的历史分析，才称得上“信史”。作为理论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史问题时刻影响着今天人们的思想和活动。这就是马克思说过的“死人抓住活人”。你不讲，有人会讲；你讲得不深刻，就有人用“故事”来争夺市场。
在对苏联党失败原因进行考察时，一个关于历史“颠覆政治”的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历史作用发生的时机。根据苏联的教训，当国家经济状态低迷，人民生活水准下降，群众已对社会产生不满时，历史问题的提出，便会同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汇合在一起，形成对党的威信的巨大破坏力量。可见，处理历史问题的深入、合宜、得体、适当、宽松等等，是社会意识形态操作的重要方面。据此，我们也应该正确处理党史写作与宣传的时机。在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改善的状态下，让人民在更深入的层面上了解党的历史，以增加人们的“思想免疫力”。相反，在社会稳定、政治宽松的条件下，即使某种“好心”的“讳莫如深”和并非认真地对历史的总结，都是不利于从历史中汲取教训，也不利于最终的社会稳定的。
时代在发展。历史正在开始新的延续。因而，不应让历史“包袱”再阻碍新的历史进程。因此，从意识形态的政治操作上说，应引导人们更深入地了解历史而不是相反。要让人们更深入地了解党的历史的本然和所以然，从错误中汲取教训，这极为重要。时代的推进和社会的成熟化昭告我们：最安全的政策其实也就是透明和充分发挥民主的政策。
二、关于如何杜绝主流意识形态的“贬值”问题
同上节立意相关，我们还须从另一个角度研究意识形态的有效性问题。这就是如何杜绝政治意识形态的贬值。
政治意识形态有没有“贬值”现象，值得我们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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