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处理理论意识形态问题的两项思考——苏共垮台经验教训思考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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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八九事件中前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们，在事后10年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反思。亚纳耶夫在谈到苏共垮台的经验教训时说：对于我们来说，最严重的危机是政权危机，最大的贬值就是政治贬值。亚纳耶夫解释说，在苏联时期，当人们打开电视的第一频道，看到的是勃列日涅夫在挥舞拳头讲话；再换第二频道，仍然是安德罗波夫在挥舞拳头讲话。人们厌倦了，于是也就不再关注政治，政治因此而逐渐贬值。
其实，政治就是政治。有政通人和、民主清明的政治；也有贪污腐化、污浊不堪的政治。政治本身并没有贬值之说。这里所谓政治“贬值”，实际是指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贬值，是指作为执政者奉行的思想宣传“失效”。它不再能唤起人民对党的爱戴、对社会制度的拥护。官方意识形态与人民失去了联系。它成了政客手中的“玩物”。而一个对官方意识形态完全失去信任的社会，不仅如同人失去了理想一样，变得臃散而没有了主导。
苏共应该对苏联政治意识形态的“贬值”负责任。长期以来，苏联政治家们相信，精神灌输是教育人民最好的办法。苏共的宣传体制是绝对集中的。它把舆论控制作为基本任务。因此“强行灌输”、“夸大事实”、“隐瞒真相”、“控制异见”、“垄断真理”和“操纵舆论”便成为苏共意识形态宣传的主要功能。它就是要人民相信，苏共一贯正确，苏共就是真理的化身。而事实上，垄断真理和垄断人们思想的后果，就是使人们不再相信意识形态宣传的真实性，从而也对政治失去兴趣。成本巨大的意识形态机器，不但起不到鼓动人民同心同德的作用，反而适得其反，使人感到厌倦、失望。这就是意识形态操作的失败。现任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就曾坦言：垄断意识形态制度，是苏共垮台的原因之一。
同上文提到的党史写作与宣传一样，意识形态宣传的核心，也在于它的真实性。如果宣传不能把事情真相告诉人民，如果在喧嚣和连篇累牍之中，偏偏隐去了真实的部分，那么，无论多么豪华的词语，多么气势恢宏的概念和逻辑，都只能是空论而已。特别是，鼓吹一贯正确，明明问题已经成堆，发展到了严重地步，却仍高调宣传歌舞升平，这是人民最为反感的。事实上，在传媒高度发展的今天，舆论控制和消息封闭已经做不到了。人们有了更多的信息渠道，于是也有了更敏锐的判断力。
根据苏共的经验教训，人们所追求的意识形态宣传的内涵，还不仅仅就是一个“真实”问题。如果说，社会意识形态本身是体现社会大多数人的价值观，是表明社会大多数人根本利益的话，那么，它在性质上必定同社会意识是相契合的。它不应同社会割裂，更不应该变为社会大众的赘物或对立物。例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人民拥护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社会实践，是因为人民认同它，相信它。因此，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宣传，受到人民的普遍接受。又如，邓小平理论是改革开放中人民认同的理论意识形态，因而它成为深入人心的基本价值观。再如，“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一经提出，就同人民心中的期待产生了强烈共鸣。
相反，在原苏联时代，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曾经广为宣传的“发达的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等等口号，虽大力推行，但人民反映平淡，并不买账。曾经被勃列日涅夫誉为“由党中央献给党和人民的教科书”《苏联共产党历史》（1970年第3版），虽经官方费力鼓吹，但同样被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们所冷落。由此可见，意识形态宣传本身不能脱离社会大众的基本价值观而存在。再高明的理论，再华丽的言语，一旦同人民的社会价值观不一致，那它立即会失去光彩，丧失生命力。因此，我们必须研究，什么才是这个特定时代能为人民大众所认可的核心价值观？简单说，就是“什么是人民所想？”“什么是人民所望？”不研究这样的问题，等于理论意识形态失去方向。
另一方面，对意识形态本身的宣教功能，也必须进行研究。根据苏联的教训，把意识形态宣传完全变成一种政治标识，甚至成为一种政治广告，是十分失败的。本来，一种充分反映人民希望的意识形态，它的宣教功能应该是强大和有生命力的。在历史上，我们党有过特别成功的“宣传人民、教育人民、组织人民”的经验和经历。从苏联经验我们得知，他们以为对一个理论，对一个政策的宣传，越大张旗鼓、越铺天盖地、越旷日持久就越好。其实，这样做效果很差。在实质上，这种宣教是在运用权力，迫人接受，强制接受。而在社会意识多元化的今天，强制人们接受一种思想，一个理论，是很困难的。真正有效的宣传，是生动的，是同群众心贴心的，是涓涓细流，是耐心深入。最重要的，是宣传必须真实、可信。在抗击“SARS”和预防禽流感的社会性事件中，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就深得人心。根本的一条，就是把事实真相告诉人民，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这样的宣传使人民对党产生了极大的信任感，因而是成功的。理论宣教也是同理。一个好的理论，肯定能“掌握”人民。因为它一定是同人民相贴近的。
此外，以苏联经验视之，宣教功能所以成效不显著，同话语风格也就是学风有着密切关系。在苏联时期，由日丹诺夫、苏斯洛夫等“意识形态沙皇”连篇累牍发表的大块理论文章和重要讲话，常常概念套着概念，逻辑叠着逻辑。一些色彩华丽的“概括”，似乎非常有说服力，但其实它们并不为群众所接受。理论家们似乎愈把文章做得概念化，似乎愈显示作者的深刻与高明。这其实是自欺欺人的一种“自恋”。你的理论如果不被群众接受，或者说，你的理论只能靠行政力量去迫使人接受，那么显然，你的理论一点生命力也没有。在中国理论意识形态发展历史中，毛泽东堪称是理论大师和语言大师兼得的代表者。他最反对学风不正和“八股”调。他曾尖锐批评那些“读来使人睡觉”的文章。他自己的语言，充满了新鲜、生动的要素，一听便能辨别其声，把道理说到了人心深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文献，其精彩、生动的语言虽历久仍可为人记诵。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曾经有过的思想理论意识形态传统。按照中国共产党人的分析，话讲不精、理说不透，哗众取宠、言称希腊的根源，是学风问题。而学风其实是思想意识的反映。一个健康的、同人民心心相通的宣传，必定是人民听得懂而不是“倒胃口”的宣传；而如果把理论宣传看作是官僚职业，看成是一种迎合，那是写不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的。
在亚纳耶夫们的反思里，政治意识形态“贬值”等于失去人心。而政治意识形态“贬值”的结果，则使反社会的思潮和理论乘势而起。它们正是利用了意识形态虚假的空子，把不正确的东西兜售给大众。其实，原苏联对理论意识形态的控制并非不严密。但它越是严密，却越是引起了人民的不满和不信任。这是为什么？特别是，执不同政见的思潮，也正是在苏共对意识形态控制最严格的时候，在“地下”发展起来。这种现象的确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事实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异常复杂和激烈的。同我们上边论及历史、党史的写作同理，当整个社会经济基础发生重大变动时，意识形态领域里积存的负面因素，就会充分释放出来。那时，人们再想控制它，就难了。经历苏共垮台的苏联原领导人们，正是希望把这些道理告诉给我们。
（本文部分发表于《同舟共进》200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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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八九事件中前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们，在事后10年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反思。亚纳耶夫在谈到苏共垮台的经验教训时说：对于我们来说，最严重的危机是政权危机，最大的贬值就是政治贬值。亚纳耶夫解释说，在苏联时期，当人们打开电视的第一频道，看到的是勃列日涅夫在挥舞拳头讲话；再换第二频道，仍然是安德罗波夫在挥舞拳头讲话。人们厌倦了，于是也就不再关注政治，政治因此而逐渐贬值。
其实，政治就是政治。有政通人和、民主清明的政治；也有贪污腐化、污浊不堪的政治。政治本身并没有贬值之说。这里所谓政治“贬值”，实际是指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贬值，是指作为执政者奉行的思想宣传“失效”。它不再能唤起人民对党的爱戴、对社会制度的拥护。官方意识形态与人民失去了联系。它成了政客手中的“玩物”。而一个对官方意识形态完全失去信任的社会，不仅如同人失去了理想一样，变得臃散而没有了主导。
苏共应该对苏联政治意识形态的“贬值”负责任。长期以来，苏联政治家们相信，精神灌输是教育人民最好的办法。苏共的宣传体制是绝对集中的。它把舆论控制作为基本任务。因此“强行灌输”、“夸大事实”、“隐瞒真相”、“控制异见”、“垄断真理”和“操纵舆论”便成为苏共意识形态宣传的主要功能。它就是要人民相信，苏共一贯正确，苏共就是真理的化身。而事实上，垄断真理和垄断人们思想的后果，就是使人们不再相信意识形态宣传的真实性，从而也对政治失去兴趣。成本巨大的意识形态机器，不但起不到鼓动人民同心同德的作用，反而适得其反，使人感到厌倦、失望。这就是意识形态操作的失败。现任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就曾坦言：垄断意识形态制度，是苏共垮台的原因之一。
同上文提到的党史写作与宣传一样，意识形态宣传的核心，也在于它的真实性。如果宣传不能把事情真相告诉人民，如果在喧嚣和连篇累牍之中，偏偏隐去了真实的部分，那么，无论多么豪华的词语，多么气势恢宏的概念和逻辑，都只能是空论而已。特别是，鼓吹一贯正确，明明问题已经成堆，发展到了严重地步，却仍高调宣传歌舞升平，这是人民最为反感的。事实上，在传媒高度发展的今天，舆论控制和消息封闭已经做不到了。人们有了更多的信息渠道，于是也有了更敏锐的判断力。
根据苏共的经验教训，人们所追求的意识形态宣传的内涵，还不仅仅就是一个“真实”问题。如果说，社会意识形态本身是体现社会大多数人的价值观，是表明社会大多数人根本利益的话，那么，它在性质上必定同社会意识是相契合的。它不应同社会割裂，更不应该变为社会大众的赘物或对立物。例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人民拥护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社会实践，是因为人民认同它，相信它。因此，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宣传，受到人民的普遍接受。又如，邓小平理论是改革开放中人民认同的理论意识形态，因而它成为深入人心的基本价值观。再如，“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一经提出，就同人民心中的期待产生了强烈共鸣。
相反，在原苏联时代，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曾经广为宣传的“发达的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等等口号，虽大力推行，但人民反映平淡，并不买账。曾经被勃列日涅夫誉为“由党中央献给党和人民的教科书”《苏联共产党历史》（1970年第3版），虽经官方费力鼓吹，但同样被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们所冷落。由此可见，意识形态宣传本身不能脱离社会大众的基本价值观而存在。再高明的理论，再华丽的言语，一旦同人民的社会价值观不一致，那它立即会失去光彩，丧失生命力。因此，我们必须研究，什么才是这个特定时代能为人民大众所认可的核心价值观？简单说，就是“什么是人民所想？”“什么是人民所望？”不研究这样的问题，等于理论意识形态失去方向。
另一方面，对意识形态本身的宣教功能，也必须进行研究。根据苏联的教训，把意识形态宣传完全变成一种政治标识，甚至成为一种政治广告，是十分失败的。本来，一种充分反映人民希望的意识形态，它的宣教功能应该是强大和有生命力的。在历史上，我们党有过特别成功的“宣传人民、教育人民、组织人民”的经验和经历。从苏联经验我们得知，他们以为对一个理论，对一个政策的宣传，越大张旗鼓、越铺天盖地、越旷日持久就越好。其实，这样做效果很差。在实质上，这种宣教是在运用权力，迫人接受，强制接受。而在社会意识多元化的今天，强制人们接受一种思想，一个理论，是很困难的。真正有效的宣传，是生动的，是同群众心贴心的，是涓涓细流，是耐心深入。最重要的，是宣传必须真实、可信。在抗击“SARS”和预防禽流感的社会性事件中，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就深得人心。根本的一条，就是把事实真相告诉人民，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这样的宣传使人民对党产生了极大的信任感，因而是成功的。理论宣教也是同理。一个好的理论，肯定能“掌握”人民。因为它一定是同人民相贴近的。
此外，以苏联经验视之，宣教功能所以成效不显著，同话语风格也就是学风有着密切关系。在苏联时期，由日丹诺夫、苏斯洛夫等“意识形态沙皇”连篇累牍发表的大块理论文章和重要讲话，常常概念套着概念，逻辑叠着逻辑。一些色彩华丽的“概括”，似乎非常有说服力，但其实它们并不为群众所接受。理论家们似乎愈把文章做得概念化，似乎愈显示作者的深刻与高明。这其实是自欺欺人的一种“自恋”。你的理论如果不被群众接受，或者说，你的理论只能靠行政力量去迫使人接受，那么显然，你的理论一点生命力也没有。在中国理论意识形态发展历史中，毛泽东堪称是理论大师和语言大师兼得的代表者。他最反对学风不正和“八股”调。他曾尖锐批评那些“读来使人睡觉”的文章。他自己的语言，充满了新鲜、生动的要素，一听便能辨别其声，把道理说到了人心深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文献，其精彩、生动的语言虽历久仍可为人记诵。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曾经有过的思想理论意识形态传统。按照中国共产党人的分析，话讲不精、理说不透，哗众取宠、言称希腊的根源，是学风问题。而学风其实是思想意识的反映。一个健康的、同人民心心相通的宣传，必定是人民听得懂而不是“倒胃口”的宣传；而如果把理论宣传看作是官僚职业，看成是一种迎合，那是写不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的。
在亚纳耶夫们的反思里，政治意识形态“贬值”等于失去人心。而政治意识形态“贬值”的结果，则使反社会的思潮和理论乘势而起。它们正是利用了意识形态虚假的空子，把不正确的东西兜售给大众。其实，原苏联对理论意识形态的控制并非不严密。但它越是严密，却越是引起了人民的不满和不信任。这是为什么？特别是，执不同政见的思潮，也正是在苏共对意识形态控制最严格的时候，在“地下”发展起来。这种现象的确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事实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异常复杂和激烈的。同我们上边论及历史、党史的写作同理，当整个社会经济基础发生重大变动时，意识形态领域里积存的负面因素，就会充分释放出来。那时，人们再想控制它，就难了。经历苏共垮台的苏联原领导人们，正是希望把这些道理告诉给我们。
（本文部分发表于《同舟共进》200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