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佛听“文革”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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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整个社会的动乱和斗争。这种斗争的长时期结果，就是党在国家中的权威遭到破坏。于是，又造成了另一个与此相关的重大的政治后果，就是以林彪为首的一批军人地位得到抬升，并最终威胁了党领导一切的原则。于是毛泽东不得不再进行反对林彪的斗争。
麦克法夸尔教授认为，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毛泽东希望那些同他一起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人（这是主要指江青、张春桥等），能将这场革命的精神和他的思想遗产保持下去，但历史发展的结果却是“四人帮”的垮台和毛泽东试验的终结。邓小平作为毛泽东最终的接班人，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人民的生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
作为一名中国学者，我无缘在偌大的课堂上对“文化大革命”课程评论什么。但是，当我看到几百位出生于西方的年轻大学生，在聚精会神听着发生在遥远中国的一段往事，他们很少有人真正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也根本不知道六七十年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所处的那个极其复杂的政治背景，却在好奇地、疑惑地琢磨着这样一场社会乱象的时候，是有着相当的遗憾的。特别是当课堂上放映关于红卫兵造反与个人崇拜达到狂热状态的电影纪录片时，我真的很不自在。因为那毕竟是我们民族历史上一段不堪回首的年代。
然而从哈佛大学授课的标准看，“文化大革命”课是相当成功的。麦克法夸尔教授用语生动、善于表达，使学生们十分专注。这使我想起最近在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看到的一些情况：凡是有关中国政治、经济以及东亚、环太平洋地区的课程、研讨会，都场面热烈，听者多多。其中的原因并不深奥。就在前不久，发生了这样一件事：《纽约时报》1996年10月6日的一篇报导，公布了一个有趣的调查结果：“据美国现代语言学会对美国2772所高校学生选修外语的人数进行的统计，在1990—1995年5年时间里，美国大学生中选修中文的人数，增加了36％。中文成为美国大学中排名第6位的最热门语言。”这种“热”现象说明了什么？调查者没有正面回答，但美国现代语言学会的执行主席说了下面一段话：“学生在选择自己研习的外语方面，通常变动很大，但这种变动总是反映着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向。”我想，此论诚为有见地之言。中国近年的发展令人瞩目，而这意味着众多的机会和巨大的市场。如果说，中国正以自己的进步走向世界，那么世界也必然会越来越关注中国。“文化大革命”课再度在哈佛（1988年麦克法夸尔教授第一次在哈佛讲“文化大革命”课，有700余人听讲）走红，未始不是令我们自己发奋和激励的契机。
（本文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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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整个社会的动乱和斗争。这种斗争的长时期结果，就是党在国家中的权威遭到破坏。于是，又造成了另一个与此相关的重大的政治后果，就是以林彪为首的一批军人地位得到抬升，并最终威胁了党领导一切的原则。于是毛泽东不得不再进行反对林彪的斗争。
麦克法夸尔教授认为，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毛泽东希望那些同他一起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人（这是主要指江青、张春桥等），能将这场革命的精神和他的思想遗产保持下去，但历史发展的结果却是“四人帮”的垮台和毛泽东试验的终结。邓小平作为毛泽东最终的接班人，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人民的生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
作为一名中国学者，我无缘在偌大的课堂上对“文化大革命”课程评论什么。但是，当我看到几百位出生于西方的年轻大学生，在聚精会神听着发生在遥远中国的一段往事，他们很少有人真正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也根本不知道六七十年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所处的那个极其复杂的政治背景，却在好奇地、疑惑地琢磨着这样一场社会乱象的时候，是有着相当的遗憾的。特别是当课堂上放映关于红卫兵造反与个人崇拜达到狂热状态的电影纪录片时，我真的很不自在。因为那毕竟是我们民族历史上一段不堪回首的年代。
然而从哈佛大学授课的标准看，“文化大革命”课是相当成功的。麦克法夸尔教授用语生动、善于表达，使学生们十分专注。这使我想起最近在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看到的一些情况：凡是有关中国政治、经济以及东亚、环太平洋地区的课程、研讨会，都场面热烈，听者多多。其中的原因并不深奥。就在前不久，发生了这样一件事：《纽约时报》1996年10月6日的一篇报导，公布了一个有趣的调查结果：“据美国现代语言学会对美国2772所高校学生选修外语的人数进行的统计，在1990—1995年5年时间里，美国大学生中选修中文的人数，增加了36％。中文成为美国大学中排名第6位的最热门语言。”这种“热”现象说明了什么？调查者没有正面回答，但美国现代语言学会的执行主席说了下面一段话：“学生在选择自己研习的外语方面，通常变动很大，但这种变动总是反映着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向。”我想，此论诚为有见地之言。中国近年的发展令人瞩目，而这意味着众多的机会和巨大的市场。如果说，中国正以自己的进步走向世界，那么世界也必然会越来越关注中国。“文化大革命”课再度在哈佛（1988年麦克法夸尔教授第一次在哈佛讲“文化大革命”课，有700余人听讲）走红，未始不是令我们自己发奋和激励的契机。
（本文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