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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美国学者的读和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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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文字有关。记得“托福”考试材料说,中国人经过训练,最快速度每分钟能读210个词,而美国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人可以读到400个词以上。可见,对方块字图形结构的辨认,在技术上要比辨认拼音字母复杂。但是,从根本上说来,人是读书的主体。要是人懒于读书,就是有再高的技巧和便利,也于事无补。这就是说,书读得快慢多少,根本取决于读书人的需要。对于一个想做学问、并且是想作出新创造新建树的学者,他只能尽最大力量读书,否则,他就会渐渐地在“职业读书人”中黯然失色,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淘汰。这就是读书快的人的基本动力。

可是,在正常情况下,读书速度与写书速度似乎并不构成正比关系。也就是说,读书快不见得写书也快。这个道理其实也简单。如果你写的东西不是重复别人而是创新,如果你想发别人所未发,那就一定要在最大量地研究别人已有成果的前提下,提出自己的新看法。而这样做就需要调查、思考。因此,西方学者对“文献综述”这样的工作,大都非常认真。对他们说来,这是不能缺少的基本功。

一般说来,美国学者的著作周期并不短。原因是,要完成一部专业性很强的著作,就必须做大量的工作,尽可能将本领域的相关文献搜罗干净,然后才可能下笔。特别是在历史学这个行当里,材料的搜集非常艰苦,不是短时间所能完成的。这就决定了它只能是个“慢功”。如果读者在新著中既看不到详尽的注释(这种情况几乎没有,因为在西方现存的学术规范中,没有详尽注释的书稿是不符合出版要求的),也没有发现新观点,那么它的声誉会受到极大的损害。

正因为如此,西方学者的研究著作一般是相当“费时费力”的,特别是那些为奠定自己学术基础的著作,要花费相当的时间去“研磨”、“打制”,方敢拿出“面市”。在西方史学圈子里,很难想象年轻学者在短时间内一本接一本地出版自己的著作。一是在学术研究规律上不可能;二是在无形的学术气氛中会受到约束。当然,造诣很深的“大牌”学者会有很多著述,但那是在多年积累之后才可能完成的。一般说,年轻学者从他们毕业(即获博士学位)到出第一本自己的代表作,要3至5年的时间。然后在本领域的研究可能周期短一些,约在2至3年,这还是在他们的言论尺度与材料搜集的限度均较宽泛的条件下而言的。我查了一下,MacFarquhar教授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二卷,出版于1983年。而第三卷直到1997年年底才出版,其间历经14年。当然不是说在这14年中他别的什么都没干,专门从事第三卷的写作。但至少说明他在搜集材料、研究问题上极尽周章,不到有把握的时候不把成果拿出来。记得别人对我说过这样一件事:MacFarqu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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