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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美国学者的读和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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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教授曾想请一位中国学者帮他整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三卷的中文材料,结果这位“著作等身”的年轻学者说,非常抱歉,他正忙着写一本书,实在没有时间。老M听说后十分感慨,说:“我十年还没写完一本书,他却又写了一本!”此事曾传为一时的笑谈。

美国学者做学问肯下功夫,其所希望的直接回报并不是金钱,而主要是自己的学术名誉、地位和价值。在美国,学术性著作的出版,一般稿酬很低,有时甚至根本没有稿酬。即使如此,学者们仍然希望那些最有名望的出版社能出自己的著作。如果要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文精神,这倒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件事。美国学者并非耻于言“利”,他们在高度成熟的市场经济中生存,如果没有“利”,如果不以现有职业做谋生手段,那岂不要饿饭?但作为知识分子,其社会责任和专业兴趣,可能是更重要的东西。这些东西促使他们去追求精神上有形或无形的收获,并以此换取相应的学术地位。至少,他们在做学问时,不会首先考虑怎样把“成果”变成钱(畅销书作家又另当别论)。同时,高度成熟的市场化社会,也必然是高度信用化和信誉化的社会,掺杂使假绝对要被淘汰出局。这样,作为一种社会分工,知识分子必须忠于自己的职守。而作为一种职业道德要求,知识分子应该具有高度的自律:他们首先是为社会的精神生产而存在,而不是只关心赢利的商人。我想,在我们这个市场经济还不算高度发达的社会里,在知识分子生活还相对清贫的状态下,人文精神的保持更有重要意义。这不仅因为我们有绵延千年的人文传统和“良史”精神,而且还肩负了更沉重的社会责任。

有了社会责任感和个人成就感的统一,学者们对于自己劳动的意义会有不同的感觉。我曾遇到一位美国学者,他为研究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西北农村的社会变动,在陕北仍相当贫困、闭塞的米脂县一住30天,去查阅县档案馆的档案。当我问他是否在生活上遇有不便时,他相当满足地告诉我,他完全能够适应当地的生活。我知道,他嘴上这样说,实际最重要的动力源泉,来自那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这件事使我深有感慨。我们少数历史学者现在宁愿足不出户在家里“炒”那些已被人们炒得没味的“历史”,而放弃了最基本的史学要求,去扎扎实实做史料搜集工作,去严谨科学地进行研究。于是,与西方同行相比,我们是不是过于“浮躁”,也的确对学问功利化的倾向缺少应有的警惕呢?

观察别人的读与写,会给自己一种激励。做一个优秀学者,恐怕首先是要净化自己的灵魂。杂念、急功近利等等,只会毁了纯洁的知识殿堂。在即将跨入新世纪门槛的时候,我认为,弘扬高尚的人文精神是非常必要的。

(本文发表于《百年潮》1999年第5期)